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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为联花吐幽香【上】——访中国楹联学会名誉会长(常江)成其昌
2017-08-29 11:23:00   来源:    评论:0 点击:

中国楹联学会是由我国楹联艺术家、楹联书法家、楹联活动家及楹联研究人员组成,由中国文联主管的国家一级学会。自1984年成立以来,全国政协副主席赵朴初、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周克玉等,都担任过该学会名誉会长。

中国楹联学会是由我国楹联艺术家、楹联书法家、楹联活动家及楹联研究人员组成,由中国文联主管的国家一级学会。自1984年成立以来,全国政协副主席赵朴初、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周克玉等,都担任过该学会名誉会长。

日前,带着家乡人的自豪和独有的情感,笔者在北京采访了该学会现任名誉会长,中国现代著名诗人、语言学家、楹联家、书法家成其昌(常江),深度发掘了有关我国楹联文化,以及成先生本人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帐篷诗人

我们的采访是在先生的书房进行的,这间经笥盈架,确有“处则充栋宇,出则汗牛马”之势的书斋名为“两栖轩”。其寓意暗指成其昌原本从事地质勘探工作,研究自然科学,但同时又对文学艺术具有浓厚兴趣并取得了丰硕成果。

成其昌1943年生于吉林舒兰,曾祖父成多禄曾任黑龙江绥化知府,在清末民初被誉为“吉林三杰”翘楚。而外曾祖父则是参加过中日甲午战争,几年后壮烈牺牲在抗击沙俄入侵前线,我国近代史上著名的爱国将领袁寿山。成其昌的童年多由祖父照料,其崇文尚武的家族背景使他“接受了古学和今学的混合教育”。15岁时成其昌便在《松花湖》杂志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作品,奇怪的是其处女作不是他后来卓有成就的诗歌或楹联,而是一段相声。

1961年,成其昌在北京参加高考。当年,苏联宇航员加加林刚刚完成人类第一次天地往返,成其昌为此而热血贲张,在填报志愿时,他悉心选择了与航空航天相关的专业。据本人所述,在填报“北京地质学院地球物理勘探专业”时,他好像只看到了“地球物理”几个字,觉得颇有经天纬地的气势,而对“勘探”俩字之含义并未深究。岂料正是这两个字,使其1967年底在北京地质学院毕业后,被“发配”到青海地质勘探队。

成其昌到青海之初,正是我国经济比较困难的年代,而常年在野外的勘探队员,比其他行业更加艰苦。为战胜恶劣的工作与生活条件,与寒冷、劳累、荒芜、寂寞进行斗争,年轻的成其昌开始以诗歌倾吐心中的惆怅,赞美地质工作的光荣,描绘战友的勤劳勇敢,讴歌祖国山川的壮美和日新月异的建设成就。

此间,他先后出版了《庐山放歌》和《大山醒来吧》两部诗集,因为这些诗大都创作于地质队的帐篷中,成其昌便获得了“帐篷诗人”的“美誉”。

对于他早期的作品,原地矿部领导张文驹在为其诗集《流浪歌》作序时写道:“这是‘帐篷村’里的一位居民为自己和同伴们写下的诗,记录了他们‘苦、涩、酸、甜’的一部历史。其中有高昂的战歌,有亲切的抒情,有轻松的和不轻松的幽默,也有几声沉重的感慨”。

现在吟诵先生当年的诗,仍旧会被这些文字带进那片荒原,那段历史,那种生活,那般火热。仍旧会看到“一望无际的戈壁哟,一望——无。我的视野,我的感触,被一阵大风塞严、堵住。”同时也会读到“栽花的,收获芬芳,栽秧的,收获五谷。在测区四角栽上木桩,准备收割闪光的金属。或者一捆铁杵,或者一束铜柱。种植了亿万年的矿苗,在木桩下萌动出土。”

在先生当年创作的诗歌中,长诗《帐篷村》、系列诗《地质三唱——篝火歌、流浪歌、葬礼歌》、《信——帐篷文化圈记事》等,都先后获得了中华宝石文学奖、全国科学文艺优秀作品奖等奖项。其中与杜连义(笔名李子)合作发表的长诗《庐山颂》,还曾经被许多省市选入中学语文课本。

1981年,原地矿部举办“三十年找矿有功单位颁奖大会”活动,因其创作的朗诵诗既有很高的文学水准,又饱含着地质人浓郁的生活气息,从而被部长孙大光慧眼识珠,为日后返回北京埋下伏笔。这里要说的题外话是,这位部长正是发现国务院前总理温家宝的伯乐。


刀耕火种

近年,成其昌的主要文学成果大都反映在楹联方面。据先生所述,在他5岁时,爷爷带他去吉林市北山游玩。当走进一座建筑时,爷爷告诉他:“上面的三个大字念‘万绿轩’,柱子上这副对联写的是‘五载我重游,桑海高吟诗世界;一层谁更上,乾坤沉醉酒春秋’”。停顿了一阵后,爷爷对他说:“这些都是你太爷写的。”

当时成其昌只会背《百家姓》、《三字经》,对其中的内容并不太懂。但能在名胜之地留下墨迹、以文抒怀的渴望,却给了他奋斗终生的力量。2006年,当吉林市北山画院成立25周年时,成其昌为其题写贺联:
酹酒为公擎画笔,
敲诗许我祝乡贤。

当时,人们只觉得其作品联笔两绝,却很少有人知道此举竟圆了一个少年50多年前许下的宏愿。

成先生真正把精力投放到楹联方面是1974年的事,但那时这门文化还被划在“四旧”之列,书籍被烧,古迹被毁,致“使名山胜地榜书柱铭,剥蚀摧残,与劫火寒烟同尽”。而联语这类文字,更是东鳞西爪,很难搜集整理。就连结婚的新房,也只有“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类令人啼笑皆非的话语。幸好几年后这一切都发生了根本改变。

采访中,成先生讲述了他在青海省图书馆第一次看到梁章钜《楹联丛话》时的情景,他说:“当图书管理员把这部厚厚的线装书递到我手上时,我的心猛地向上一浮,面对如此丰富的内容,一时竟有手足无措之感。我觉得自己仿佛是乘着一叶扁舟在千折百曲的河道中跌跌撞撞,突然驶进大海,看到了新的渴望已久的天地。”

从此,先生便以刀耕火种般的“生产方式”开始在联坛上拓荒。当时,他所在的物探队位于青海湟源,距省城60多公里。此间,只要有去省城的机会,他就去图书馆抄书。为此,他几乎舍弃了所有的工余时间。当时,他把袁枚的几句话写出来贴到墙上勉励自己:“看书多撷一部,游山多走几步,倘非广见博闻,总觉光阴虚度。”

就这样,在两年多的时间里,他收录了六千余副可供研究的楹联。一次,成先生出差去兰州,发现甘肃省图书馆藏有几册在青海省图从未见过的联书,他爱不释手,却又来不及抄写,便灵机一动,掏出随身携带的录音机,边读边录,回到住地后再进行整理。为了不影响别人学习,他的朗读只能在楼梯间或走廊里“向隅而吟”。

后来,录音就成了先生收集楹联的一个主要手段。为了使效果更好,他还总结并掌握了一套方法。即速度要慢,读音要准;多字同音、一字多音的要说明是哪个字,比如“五更,更就是半夜三更的更”;姓名差不多要字字解释,比如“纪文达昀,昀是日字边加个均匀的匀”。总之,录的时候多说一点,整理的时候就少出差错。

在整理所收录的成果时,成其昌意识到中国楹联遗产十分丰富,需要有个方法才便于查找。于是,他借鉴集邮的方式,将收集到的楹联分成山水、庭宇、庆贺、哀挽、百业、故事、杂题等七类,每大类下再分小类。这样,每有新的收藏,便能“对号入座”。

几年后,成其昌以这些资料为基础,奉献出他在楹联方面的首秀——《中国对联》。该书广泛吸纳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同时也注入了他本人许多新的见解。其中在借鉴诗词曲律,建立完整的联律等方面,都有创新。

这时,研究楹联已成为他生活的重要组成,并获得了成果和乐趣。但他同时又意识到,仅凭个人的奋斗,要想恢复、光大我国楹联文化几乎是不可能的。为此,他决定串联一些志同道合的爱好者,成立“楹联研究小组”。

1983年,成其昌在杂志《八小时之外》上发表文章,提出了创办楹联组织的构想。文章刊出后,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在很短的时间里,他就收到500多封读者来信,其中绝大多数人都表示支持他的倡议,并希望及早成为其中一员。因来信太多,而回信内容又大同小异,成其昌决定将其制成印刷品邮寄。但既然要刻钢板油印,又何不增加一些关于楹联方面的内容。就这样,一份楹联爱好者自己创办的刊物《楹联通讯》应运而生。

在先生的“两栖轩”中,我们看到一份保存完好的油印小报。据成先生的夫人王玉彩老师讲,当时她们把大部分时间都用到了刻钢板、印刊物上。把一部分工资也花到了买纸、买信封和买邮票上。为了省点钱,她常常把读者来信用过的信封,小心翼翼地拆开,再翻过来用浆糊粘好,寄信时重新使用。

1984年初,成其昌调回北京地质管理干部学院工作,这个变化使《楹联通讯》被迫停刊。在最后一期刊物上,成其昌发表了《谢别辞》,他写道:“其实,没有谁刻意去安排。《通讯》出了整整十二期,仿佛一年复始,走向我们自己‘年度’的春天了,真是好兆头!但是,此时此刻,总有‘言犹未尽’之感。此一别,非告别,亦非离别,而是‘别有洞天’”。

后来发生的事情证明了先生在与《楹联通讯》告别时的“别有洞天”的确是一种预感。但当时谁都没想到,他们这批联友,后来大都成了各省市自治区楹联学会的领导和骨干。而当时这个“名不正言不顺”的组织,也为后来中国楹联学会的创建奠定了基础。


“以常为鉴”

回到北京的成其昌在地质管理干部学院讲授写作,同时抓紧为建立中国楹联组织而奔走。

成其昌至今还觉得在学会成立的过程中,好像一直有贵人相助。其过程首先是老邻居刘振权介绍他认识了时任中国长城学会会长、长征诗人、书法家魏传统。而魏老又以极大热情帮助他找到了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长钟敬文,以及刘锡诚、马萧萧等,最终使事情得以解决。

1984年11月5日,中国楹联学会在北京成立。这时,距成其昌调回北京只有半年,而“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就干成这么大一件事”,让他至今回忆起来还激动不已。

在采访中,我们看到了中国楹联学会第一届领导成员名单,奇怪的是成其昌只担任了秘书长。当我们问及此事时,成先生说:“我确实是楹联学会的发起人之一,但我觉得学会不是一盆羹,不该由筹备者、出力者论功行赏,进行瓜分。要认识到学会里没有什么成果可以分享,只是个干事情的地方。”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在由他提出的领导层人员方案中,他只给自己安排了一个秘书长。他说:“秘书长是跑腿的,我年轻,多干点理所应当。”当有的同志提出成其昌在创建学会过程中“贡献巨大,至少也应该担任副会长兼秘书长时”。成先生却表明:“学会不是私有财产,无论谁在其成立过程中出过多大力,从学会成立这天起,都必须从零开始,按章程办事。”

成其昌的高风亮节为楹联学会赢得了长期的稳定兴旺,在这里,“以常为鉴”已经成为一种精神。人们常说:“常江同志有这么大的贡献,也莫过如此,我们还争什么?”

通过其它渠道,我们还了解到这样两件事:

1988年,成其昌所在单位开始晋升技术职称。按他的学历和学术成果,可以申报副教授。但当他看到名单中还有当年他在地院读书的两位老师,而晋升名额又有限时,成先生决定放弃这次机会。他觉得虽然老师二十多年未能晋升职称是社会造成的,但决不能与老师抢这个名额。

倘若不是此事后来发生了戏剧性变化,恐怕他的想法将永远无人知晓。可是就在评审快要结束时,上级突然决定给学院增加一个指标,并且规定此前申报过又未能晋升的人不得重报。此刻符合这个条件的人已经只有他一个,就这样,成先生竟带着“塞翁失马”一样的感觉,晋升了副教授。

另一件事情发生在2009年,这时,成先生已担任了一届国土资源作家协会主席,但在换届选举中,他又获得了连任。对此,成先生在感谢大家信任的同时郑重提出,在其担任主席期间,只要发现合适的人选,就主动让贤。

两年后,他果然通过理事会讨论,将这一职务让给了一位脱颖而出的同志。

成其昌淡泊功名利禄的境界,与现代人“用职务体现人生价值”的观点形成了巨大反差,很值得我们思考。在交谈中笔者体会到,他这种价值观的形成源于两个原因:一是先生总觉得自己是个读书人,而“知书”者首先就要“达礼”。虽然这句话人们耳熟能详,但对于“只我这知书达礼当恭谨,怎肯看出乖露丑遭谈论”之类的底线,还真是值得现在的知识分子好好把握和度量。

成先生淡泊功利的另一个原因是受家庭影响,他亲手整理出版过《成多禄集》,对于曾祖父成多禄当年在东北为官被称为“三廉士”之一,又被誉为“清廉太守”的作为和口碑,理解得相当深刻。他知道知识分子时刻都要以“道德”为准绳来衡量自己、约束自己,只有这样才能无愧于天地和自己的一生。

在采访中我们有幸看到了先生家族2012年新修的《吉林成氏壬辰新谱》,发现其《族训篇》是这样规定的:

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吾族务遵祖训,安分守己,遵纪守法,奋力向上;文则为国出谋献策,安邦定国;武则奋勇杀敌守边,鞠躬尽瘁。吾奋吾力,光宗耀祖。

知书达礼的自我约束和“吾族务遵”的族训,使成其昌成了中国楹联学会上上下下都“以常为鉴”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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