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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瑞山:从陈寅恪考试“对对子”谈起
2017-12-19 16:32:55   来源:    评论:0 点击:

李瑞山:从陈寅恪考试对对子谈起民国时期,一件发生在大学里的专业性颇强的事情,却引得舆论大哗,且成为至今人们或艳称、或考证、或议论不已的一件轶事。近年来更是被说来说去,究其缘由,撇开其他不言,但就语

李瑞山:从陈寅恪考试“对对子”谈起
 
 
民国时期,一件发生在大学里的“专业性”颇强的事情,却引得舆论大哗,且成为至今人们或艳称、或考证、或议论不已的一件轶事。近年来更是被说来说去,究其缘由,撇开其他不言,但就语文素养方面给我们的启示,即颇多多。
 
民国二十一年八月十七日的《清华暑期周刊》第陆期上刊出陈寅恪教授发表谈话的消息,陈谈话名为《“对对子”意义》。该文所叙之事,为现代大学史、教育史、语文史、考试史乃至学术史的一件有影响、有意义的事件,也是很有意思的一则趣闻;后经多方围绕具体史实商榷驳辩,又成为一有名公案。
 
说是趣闻,乃因这样一位大学者,为清华出中文试题招生,竟选用“对对子”方式。话说1932年,清华大学新生入学考试,国文系主任刘叔雅即刘文典先生委托陈寅恪代拟夏季入学考试国文题目。陈拟定国文试题为:作文一篇,题目是《梦游清华园记》,还有对对子小题若干。其中一则为:上联“孙行者”,求对句。
 
即便在当时,这种命题形式,也一时引起舆论不满,也有人是不明白其意义何在;于是有指摘清华复古的,有妄加批评乃至攻讦的。寅恪先生遂于《学衡》杂志发表《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一文作答,还于次年专门写此信刊布于报章,以平众议。他甚且负气地对校长傅斯年说,明年清华若仍由他自己出题,“则不但仍出对子,且只出对子一种”。
 
这一看似“破格”的举措实蕴含某一理论及其支持的意义,在于,它涉及中国语文特点、大学教育理念、大学学术自由、大学与社会互动,及如何命题考试、阅卷评分,凭何测试学生水准、如何招收录取学生等一系列问题,而这些问题又都是后来没有真正解决,因而人们仍然颇感兴趣的。
 
仅就中国语文特点这一条来说,《“对对子”意义》即是针对不同意见,“暂就一二要点谈其大概”。文章详细论述“对对子”为测验学问之法,兼有四条优点:(一)可以测验应试者能否分别虚实字及其应用,(二)可以测验应试者能否分别平仄声,(三)可以测读书之多少及语藏之贫富,(四)可以验思想条理如何。事过六十年,尽管“对对子”较当时更不行于时,寅恪先生所言仍为不易之论。一作对联,便要碰上这四条逃不过的考验;而不真正懂得这些,也就谈不上真懂得自己的母语。
 
其后发表的《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是纯文言作品,却成为一篇更著名的重要现代文献。“博大精深,言简意赅”,虽落笔于对对子,与谈话文大意相同,不过阐述更为深入,其“主旨论述世界各大语系之异同,兼评世所谓语言之比较研究”(唐振常语),从而“藉以说明对偶确为中国语文特性之所在,而欲研究此种特性者,不得不研究由此特性所产生之对子。”《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指出,“对对子”是最有关中国文字特点,最能测验对语文规律理解的方法,而且也是研究诗词等传统文学的基础知识。以此命题,是要测验考生能否分辨词类、四声平仄,生字生词掌握如何及读书多少,思维是否清楚灵活等四方面的情况。即“借此可以知声韵、平仄、语辞、单复词藏贫富,为国文程度测验最简之法”(《陈寅恪集?书信集?致傅斯年》第二十一)这些都与对国文规则的把握密切相关,无疑是最根本、最方便、最合理的测验方法。对比现在大兴其道的“标准化”试题,不得不让人感慨系之。
 
文章又谈到评判标准、如何给分等具体问题。尤可注意者,是针对有人要求命题者公布答案,作者指出,命题者不一定也能答得最好,即便有答案,也不必公布;譬如作文,还要先作一篇之后,命题者才能出题吗?文章尚且如此,诗词对对子等更不能自作答案,俨然作为标准。这显示了当时大学的一种理念。考试是为了检验学生的学习,但这种检验仅有相对的意义,岂能强人就我,先给出一个标准答案,希望学生按其作答,否则扣分减分;更何况如语文考试这样一些开放性试题,根本无法量化,无法给出所谓标准答案。没有标准答案,并不等于可以随意判分,因为随着看到学生们对同样问题的众多解答,考试者之间学识、见解的高下优劣,也就显现出来了。(袁津琥《大学之道,在标准化?》)这对现在越益流行的事先给出答案的命题要求,实在也是一声棒喝。
 
此事此文还有一些“悬案”,涉及究竟当时命题者有无预先拟好的对子下联(不是“标准答案”)?如果有,是什么?考生们都答了那些下联?哪些较好?哪个最好?好在何处?是谁答的?与陈先生预拟的是否一样?得到陈的首肯了吗?等等。在近十几年里,不断有文章问世,或回忆,或追记,或考证,或推理,或辩论,或欣赏,或发挥,不一而足。遂成一不大不小之公案。其中有的无需深究,有的则有助于我们理解、赏析对联,既然老一辈学者如此看重这一语文形式。
 
陈文曾就作者一人评阅所及,认为考生对得较好的有一两个。仅说对“孙行者”的,有“祖冲之”、“王引之”,都是三字全对,但王引之最妙,因为引字比冲字为优。王字是姓氏,且同时有祖意。而到了一九六五年,作者七十六岁时,又为那通著名的信函写了“附记”,记述三十多年前,所以出题为“孙行者”,是因为苏东坡诗有“前生恐是卢行者,后学过呼韩退之”一联。韩卢是犬名;行与退都是表步履进退的动词,者与之都是虚字。“东坡此联可称极中国对仗文学之能事。”又说他实在想有应试者用“胡适之”来对“孙行者”,因为猢狲即是猿猴,行者与适之意义、音韵皆可相对。
 
作者本人所讲过的,就是这些。后来的聚讼,我们不必深究,只看其中有哪些知识可供学习。
 
论者认为,如对“祖冲之”,则“略嫌板重。究其实,对句甚难,非于汉语、文学均有坚实根底且捷悟夙慧者莫办。”“胡适之”对则“天机超逸,流转自然”。据说陈曾说过,有这三个字,入清华哪个系全行。(白化文《“孙行者”对以“胡适之”的始末及通信二则》)“论及对仗文学的虚实字平仄声,此对可谓出神入化。”(郭启宏《陈寅恪考题的余闻》)
 
又谓:“王引之”与“孙行者”为流水对,即意义上先后有关联,“孙”年幼小,故“行”时需“王(父)”“引之”也。其工整远胜“祖冲之”,不仅平仄调和也。但“此二对均不如‘胡适之’之流利自然,且带有当时靑年人之调侃气息也。”(周祖谟致白化文)
 
再谓:“祖”与“孙”属对虽工,而“行”与“冲”同为平声,所对并不工稳。“王”亦有“祖”义,故祖父又称“王父”(首字可不拘平仄,即“孙”与“胡”亦同为平声字也),“引”与“行”则对仗极工。(吴小如致白化文)其意若曰,孙儿幼小,其所以能迈步前行者,盖由其祖父予以引导之也。是从人名的“无情对“兼具上下联意义上有连贯的”流水对“了。(吴小如《再谈“孙行者”对“胡适之”的公案》)
 
又有论者指出:“在今天看来,实际上,对对子事件所碰到的,恰是以白话文为主体的中国语文教育的阿喀琉斯之踵。”(张鸣)有的学者如罗志田更由此深加论说,涉及现代学术史的大问题。由此引申开来,委实值得我们重视和深思。
 
现今学子,则颇可在探讨那三个“备选”下联哪个更好之外,继续思考:怎样看“对联”这种语文形式?它对今人学习语文,有无现实意义?如何结合本文提到的对联知识,加深对作者所论中国语文特点的理解?进而,如何使我们的语文学习更加接近汉语文的特点和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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