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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太品:联海泛舟第一桨——常江先生“早期”的楹联活动(下)
2017-08-30 09:35:39   来源:    评论:0 点击:

进京进京何其难!进不了北京,到北京附近也行。郭华荣在山西大肆活动,并且卓有成效:一是筹备办一个对联方面的杂志,《山西日报》已经原则同意;二是把常江夫妇调到太原,接收单位已经同意给一套三居室的住房。

进京

进京何其难!进不了北京,到北京附近也行。

郭华荣在山西“大肆活动”,并且卓有成效:一是筹备办一个对联方面的杂志,《山西日报》已经原则同意;二是把常江夫妇调到太原,接收单位已经同意给一套三居室的住房。

正当常江考虑去山西,如何争取地质系统“放人”的时候,1984年春节过后,青海省地质局接到地质部政治部的一份文件,是关于常江、王玉彩调往北京的决定。不是商调函,

不是调令,是不容阻拦的决定!

做出这个决定,不容易。

若干年前,地质部想把常江调到地质报社去,电话中一商量,竟然被青海省地质局的人拒绝了:“这人我们都不用,你们还用?”在阶级斗争的年代,这理由真有点深不可测,让人凭空生出三分畏惧,搞不清“不用”常江,是他本人有问题,还是别的地方有问题。

春风不度玉门关哪!

1981年,地质部要在人民大会堂举行“30年找矿有功单位颁奖大会”,孙大光部长指示,会上要有一个首都少先队员给大会献诗的“高潮”。会议筹备者请北京的名诗人写诗,诗人不懂地质,写出来的部长不满意。有人推荐,青海有个常江,是本部门的,被称为“帐篷诗人”。于是一个电话:常江进京。

常江的适于朗诵的诗风,正好对路;对偶的句子和段落,正适合朗诵者划分角色。写了三天,审查通过。这场“演出”,极为成功。其他部委的领导在现场询问,这诗是哪个诗人写的?孙部长得意地说:“是我们地质队的人写的。”

这些天一直和常江在一起的政治部领导李长清,知道他有调回北京的愿望,便把这个“细节”透露给他,并给他出主意:给部长写封信。孙大光部长,既懂文化,又爱惜人才,很快在常江的信上批示:“如有可能,调来为好。”

调去当然是“弃武从文”了。部里还没有这种专“养”文化人的机构,只有等待时机。

1983年夏天,部政治部副主任兼宣传部长吕禄生,到了青海。这位吕部长是60年代北京地质学院的党委宣传部长,那时,常江是学院通讯社长兼广播台长,两个人是上下级关系,更是师生关系。很自然地,吕部长到物探队看望了常江,十分惊异地看到常江所办的《楹联通讯》和全国各地的来信。他后来回忆说:“没想到常江在青海那么艰苦的地方,干了那么大的一件事。我很感动,当时就想,一定找个机会把他调到北京。”

春风已过玉门关!

机会终于来了。1984年成立北京地质管理干部学院,吕禄生兼任党委书记,常江夫妇调入,一个教写作课,一个管教务。

常江即刻在《楹联通讯》上发表“谢别辞”:“其实,没有谁刻意去安排。《通讯》出了整整十二期,仿佛一年复始,走向我们自己‘年度’的春天了,真是好兆头!但是,此时此刻,总有‘言犹未尽’之感。此一别,非告别,亦非离别,而是‘别有洞天’。”


魏老

一回到北京,常江就一日不停地四处走访,接续旧的关系,建立新的关系。

他上大学时,有一位邻居,是地质部的干部,叫刘振权。他有学问,有见地,有个性,因而人生曲折。他家的书籍和收藏品,都很有品位,常江经常去他家书房,感受文化。这次调回北京,常江自然要去拜访,去“汇报”。刘振权听了倡议成立楹联组织的事,大为赞赏,甚至带有几分激动地说:“我要帮帮你,我要帮帮你。”

片刻,他问:“你听说过魏传统吗?”

常江点头说:“知道,长征诗人、书法家。”

“魏老是解放军艺术学院院长,刚刚当了中国长城学会的会长。我介绍你去找找他,请他当你们的领导,就有办法了。”

按照约定的时间,那天上午10点钟,常江和顾平旦、曾保泉三人,准时来到永宁胡同5号魏老的住处。这是离西单闹市不远的一所幽静的四合院,分两进,外院住着司机、警卫员和保姆,他们夫妇俩人住在内院。过了垂花门,就见魏老在廊下一边看报、一边等着他们。他先是问了几个人的姓名、年龄、在哪里工作,还没等汇报,自己就先讲了起来:“楹联可是个好东西,我从小就喜欢。你们可能不知道——”他停了一下,还天真地挤了挤眼睛,继续说:“我七岁就在四川达县老家给乡亲们写春联,他们叫我神童。哪个是神童呀?我写的都是书上抄下来的。”说完,魏老哈哈大笑。

对于出任楹联组织的领导,魏老欣然同意,说:“我可以当你们的后台老板,当你们的保护伞,可不是黑后台、黑保护伞呦!你们平时开会、研究工作,我就不参加了,有事情来找我,有问题来找我,有一条——我可不能给你们找钱,经费你们自己想办法。”至于成立组织向哪里申请,他建议找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前身,简称民研会),魏老是民研会的常务理事。他专为此事给民研会写了一封信,让他们带去。


知音

从1984年4月开始,顾平旦、曾保泉多次到常江家里会晤。那时,常江还没有住房,暂住在岳父家中,地点是宣武区下斜街萤光胡同九号。年纪大的联友,对这个地址很熟悉,因为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这里是中国楹联学会的联络地址,也是各地联友进京的接待站,不少人是在这个小院里认识常江和王玉彩一家人的。这胡同虽然只有“萤火虫大的光亮”,却能给人一片光明。

他们加紧准备材料,初夏时节,他们带着魏老的信,直接找到民研会,地点是太仆寺街39号,从西单商场北面的胡同进去就是。

民研会是中国文联的直属协会,会长是钟敬文先生。主持工作的是文艺评论家刘锡诚,

他们谁都不熟悉,因此,去民研会之前,三个人都有点忐忑不安,因为这次谈话太重要了。

谁知一见面,刘锡诚就热情地说:“魏老来过电话,把你们的事情说了。对于民研会来说,这是送上门来的大好事,我们有责任、也有能力做好这件事。请你们来,就是要商量怎么把事情办好。”

坦诚,务实,没有虚套,也没有官场上的那些故作深沉。听了这样的开场白,所有的“紧张”一下子跑到爪哇国去了。他们三个人会心一笑:在这里,我们找到了知音。

刘锡诚十分认真地听了他们的汇报,十分明确地肯定了他们的想法,十分痛快地表示支持,说这是大事,书记处要商量通过,请他们十天以后再来。

汇报是在书记处的办公室进行的,当时在场的,还有一位清瘦的老者。因为房间进深较大,又是下午接近下班的时候,一时还看不清楚他的年龄。他好像一直在忙自己的什么事情,却又不时地抬头听常江他们的汇报,还又像敲边鼓、又像交换意见地说些很紧要的话;或者在双方有谁没有把意思谈透,他插话点拨一番。刘锡诚介绍说:“这是民研会书记处书记马振——诗人马萧萧。”

临出门的时候,马萧萧轻轻地对常江说:“回去等好消息吧!”


筹备

大约十天后,一个晴朗的下午,常江、顾平旦、曾保泉和特地从山西赶来的郭华荣四个人,约好准时来到民研会。果然如马老所说,有好消息。

刘锡诚简单明确地指示了几件事:同意你们挂靠的申请,组织名称不用研究会,两个研究会,分不出谁大谁小,叫“中国楹联学会”比较简洁;请示了文联,要向中宣部备案,重新准备材料;马振同志代表民研会参加筹备,今后有什么事情,直接找他,不用事事请示民研会;要准备充分,不要匆匆忙忙成立,开成立会时,民研会派人帮助你们,也会给你们出一些开会的费用。

随后,马老留下,一起开了第一次筹备会议。会上决定,成立由这五个人组成的筹备组,大家一致推举马萧萧为组长,常江、顾平旦为副组长。会上还决定,抓紧工作,争取年底召开成立大会,为此,进行了分工:马萧萧联系中宣部、中国文联和民研会;常江联系各省联友,提出理事会名单,写出筹备工作报告;顾平旦联系国内外相关知名人士,提出顾问名单;曾保泉联系新闻界,准备会议文件;郭华荣筹备对联杂志,1985年1月创刊。

成立大会的工作,从这时开始启动了。

值得庆贺!值得干杯!

马萧萧还要参加民间文艺出版社的一个活动(他兼这个出版社的总编辑),常江他们四个人,出门向西,直奔西单北大街。

他们见到的第一个饭馆,在路西,叫“天然居”。门口挂了一副对联:“客上天然居,居然天上客。”那时候,在北京街头,能见到对联都很不容易了,何况还是一副回文对。

好兆头!就在这里吃了。

进去一问,这里经营涮羊肉。顾平旦的胃切除了五分之四,不能吃羊肉。

那就换一家。向南走出去100米,猛然发现一面大招牌“曲园酒家”。那时没有霓虹灯,晚上不走到跟前,是很难发现的。

常江大喊一声“好去处”,说:“就在这里吃了”。

其他三个人还没反应过来,常江说:“天底下哪有这么巧的事——离开天然居,又碰上‘俞曲园’,这饭馆都是为咱们楹联学会开的呀!”

原来,他联想到近代对联大师俞樾(字曲园)了。

这不是天意吗?


高风

1984年11月5日,中国楹联学会在北京成立了,这是中国对联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成立大会,是在什刹海北岸中国文联的“文艺之家”举行的,可以用八个字概括:“盛况空前,意义深远。”其规格之高,人气之旺,气象之宏,有目共睹,对于参加大会的人来说,那场景至今还历历在目,永生不忘。

本文想要告诉大家的,是在学会成立之际,常江先生所表现出的高风。如果说,在筹备阶段,他以奉献精神赢得人们赞誉的话,此时,他的谦卑更能显示大家的风范。

当时正是社会转型的时代,一个流行的语汇是“人生价值”,在体现人生价值的口号下,名和利成了人们热烈追逐的宠物,合理而时髦。人们有很多理由,为自己辩护,其中一个便是:“我自己应得的东西,就应该给我,傻瓜才不争呢!”

常江先生的过人之处,就在于他识大体、明大理,会摆放自己的位置。

新成立的楹联学会,决不是一盆羹,要由筹备者、出力者来瓜分。常江主持领导层的人事安排,筹备组里,他只安排推荐马萧萧、顾平旦为副会长,自己当秘书长。按“理”说,他副会长兼秘书长也未尝不可,他不同意。他说,秘书长是干活的,跑腿的,我年轻,就该干这个。他“退”了这一步,却使学会的人气旺了十多年,学会里长时间没有发生争名的事。人们“以常为鉴”:“常江有这样大的贡献,莫过如此,别人还争什么呢?”正是在这一点上,常江从一开始,就得到马老的信任,以至中国楹联学会四代会考虑会长的人选时,马老的思路是:常江不当会长,可以配合别人的工作,学会不至于出事,反之却可能出麻烦。

常江明确说过,学会不是私有财产,无论在学会成立过程中,一个人出了多大力,从学会成立那一天起,一切重新开始,按章程办事。此后,他果真极少说起早期创建过程,非说不可,他就讲“五人筹备小组”。时间长了,人们习以为常,倒是马老总念念不忘常江的功劳。中国楹联学会四届三次常务理事会上,常治国副会长作了《关于常江同志任中国楹联学会第五届理事会名誉会长的说明》,高度评价了他对中国楹联学会和中国的楹联文化事业所做出的巨大贡献。此时,83岁高龄的名誉会长马老缓缓站起来,真挚而深情地说:“常江同志是中国楹联学会真正的发起人。”2006年底,《中国楹联报》在北京召开创办20周年纪念会,主持人在“请楹联学会创始人之一、名誉会长马萧萧先生讲话”之后,马老第一句话就说:“中国楹联学会真正的创始人不是我,是坐在我对面的常江。”接着,他介绍了一些创始的过程。大概这些话语无关会议的主旨,所以见报时便都不见了。

虽说客观现实是永远存在的,但时间长了,当事者走了,那些鲜亮亮的故事和活生生的人物,恐怕要被抽象的、概念的语言所代替,这是人生的无奈,也是历史的无奈。于是我想起时下流行的“口述历史”的说法,才尽可能动员常江先生仔细回忆20年前的往事,特别是一些看似琐碎的细节,目的就是想为后人保留一段真实、生动的历史。

江说,中国楹联学会能够顺利成立,是一件很神奇的事情,仿佛每前进一步,上帝都安排贵人相助。这确是实情。他所说的“贵人”,不是所谓的高贵之人,而是可贵之人,施恩之人。贵人中,有当时主持了决策后来又成为名誉会长、会长的钟敬文、魏传统、马萧萧,他们德高望重,是楹联界永远的旗帜;贵人中,有自认是领导者分内之事,贡献巨大却浑然不觉者,如刘锡诚、孙大光、吕禄生;贵人中,也有一些看似与楹联无关却十分重要、在关键时刻准时出现的人物,像李长清、白翠萍、刘振权和《八小时之外》的编辑。

常江说,成立中国楹联学会,是历史的必然。我所做的只是,赶上了那个偶然的机会,让中国楹联学会提前成立了。这样描述当然也不错,但它却让我们引发这样的思考:如果错过了这个“偶然的机会”,中国楹联学会有可能在何时何地问世?其实,如果不是1984年“提前”成立了中国楹联学会,到1986年中华诗词学会成立以后,楹联学会还有多少独立存在的可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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