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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楹联通讯》看常江先生早期楹联活动及思想的前瞻性
2017-07-27 09:53:26   来源:    评论:0 点击:

从《楹联通讯》看常江先生早期楹联活动及思想的前瞻性李文郑1981年夏,我步出校门,走上讲台,开始了语文教学生涯。和千千万万的青年人一样,我与我的一些同学也各自有着自己各种各样美好的理想(或叫梦想)。我

从《楹联通讯》看常江先生早期楹联活动及思想的前瞻性

李文郑

1981年夏,我步出校门,走上讲台,开始了语文教学生涯。

和千千万万的青年人一样,我与我的一些同学也各自有着自己各种各样美好的理想(或叫梦想)。我们在一起时,也常常谈到这些,如,有的要钻研美学,有的要研究哲学,还有的要探讨文艺理论,也有的喜欢历史……可谓不一而足。

作为中文专业的毕业生,我首先想到的还是中文专业范围内的东西,“隔行如隔山”、“术业有专攻”嘛。但是,“中文”这个范围是很宽泛、很广阔的,如,我们所学的主要专业课,就有古代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外国文学、古代汉语、现代汉语等等。而每一门课中又都包含着十分丰富的东西,如古代文学,从时代上包括先秦文学、两汉文学、魏晋南北朝文学、唐宋文学、元明清文学等等,从文体上包括散文、诗词、戏曲、小说等等;外国文学包括东方文学、西方文学(其中又含欧洲文学、美洲文学等等)……一句话,漫无边际。而对个人来说,时间、精力是极其有限的。要在这有限的时间里,用有限的精力,搞出点东西,肯定会十分困难。况且,其中的很多方面如唐代文学,前人已经有了很多成果,要想依靠自己的力量(毕竟不是研究生,有导师指导)从中发现点新东西,恐怕是太难了!

但是,我实在又不甘心就这么混日子,下班以后就是吃、喝、玩。因为有段话对我的影响极大,震动极大。即曹丕《典论·论文》中的一段:“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故西伯幽而演《易》,周旦显而制《礼》,不以隐约而弗务,不以康乐而加思。夫然则古人贱尺璧而重寸阴,惧乎时之过已。而人多不强力,贫贱则慑于饥寒,富贵则流于逸乐,遂营目前之务,而遗千载之功,日月逝于上,礼貌衰于下,忽然于万物迁化,斯志士之大痛也!”

基于以上两点考虑,想在这有限的时间里,利用自己这有限的精力,为自己生活的社会留点什么东西,就要选择恰当的突破口。当时,我有两个比方:如一个人挖井找水,如果是在上百平方米或更大的范围去挖,恐怕要花费许多时间和精力,搬动许多立方米的土;但如果在比较小的范围内去挖,显然就可以用较少的时间和精力,搬动不多的泥土,比较快地见到水。再如,赤手空拳的我,要砍伐一棵大树,恐怕连想也不敢想;但是,要折一根细树枝,应该是轻而易举的事吧(没想到,这几句话还影响了我的几位颇有志气的学生)。

——就这样,我选择了对联这种独具中华民族特色的文学艺术形式。当时真的以为这是个范围比较窄,容量比较小,内容比较少的课题,就自己的力量或许比较容易地出成果(现在看来,这个想法并不那么准确;进去以后才发现,对联其实是博大精深的)。于是,我在备课、上课、改作业以及开会等等公事之余,几乎是全身心地投入其中了。

开始,一是从书店买对联书籍。二是给同学们写信,请他们帮助买书,并收集对联资料。三是到现场抄录对联,由于工作及生活条件所限,那时,我只能在暑假、寒假期间揣上一个学期省下的几十元钱,到省内的一些名胜古迹去现场抄录名胜楹联。

这当然也有所收获。只是:一,成本太高,时间长了,我和妻子那总共七八十元的月工资实在无力负担;二,太浪费时间,常常跑几天找不到一副对联,劳而无功。所以,此后我就改变了方法,主要从图书馆查阅有关资料。只要有时间,我骑上自行车跑几十里路到河南省图书馆、郑州市图书馆、省社科院图书馆、郑州大学图书馆等,几乎翻遍了河南各县(市)的地方志,又找了一些其他古籍。遗憾的是,当时图书馆的对联书籍少得可怜,例如省图,全部对联书只有十一二种。

当时,我在白天忙于备课、上课、改作业,忙于跑路、抄对联;晚上便埋头整理所得的资料,大约有十多年时间半夜前没睡过觉,反正依仗着年轻体壮,又有着坚持体育锻炼的习惯。

——这几年,几乎都是一个人在“单干”。当时,我急切地想找到有共同爱好的朋友相互交流、切磋;也迫切地想知道外面的世界如何,到底有多少与我有着相同志趣的人;如果有可能,大家联络起来,组织起来,即使是“抄”,力量也大一些。但是,那时的通讯条件,根本无法和今天的条件相比,要想在茫茫人海中找到和自己志趣相投的朋友,真是难于上青天!

1983年第一期《八小时以外》杂志,常江先生发表了《联海泛舟——我的业余志趣》一文。

我是当年3月18日上午在省图书馆阅览室看到这篇文章的。因为此前曾见到报纸上的目录,所以就急不可待地翻阅此文。我在这以前也已经喜欢上了对联,且时时感到孤军奋战的苦恼,所以读起来简直有如饥似渴、久旱逢甘霖的感觉。

文中介绍了他研究对联的经过、体会等,结尾这样写道:

我常想,怎样把“自得其乐”变为“共得其乐”呢?写文编书,固然是好,一个人的力量毕竟有限,假如有哪个部门设立,或由爱好者发起,成立“中国楹联研究小组”,对发掘祖国这一文化遗产,丰富群众业余生活,该是多么有意义的事啊!

我当天的《日记》中说:“我对他这几句极为赞赏!是我心底是话。人家考虑的不是个人的成名,而是祖国的文化遗产,群众的业余生活,可见其品质之高尚;学有所成,可见其工作之艰巨。”

当晚,去医院给母亲送中药回到家里,不揣冒昧,我给这位素不相识的同志(应该是名副其实的“同志”)写了封约1200字的信。除了表示钦佩、拜师之意外,向他求教对联的分类,并恳请以后能不吝赐教。最后,表示期待着这个组织的成立。当天的《日记》还说:“我简直想把对联写进《中国文学史》!”

常江先生后来说:“出乎意料,相继收到廿七个省、市、自治区的近二百位联友来信。”(《楹联通讯》第一期,《以文会友  催人奋笔——代发刊词》)我就是其中的一位。

后来才知道,常江先生早有办个刊物的想法。办个刊物是很重要的,甚至我都想自己办个油印的,义务,不收费,只是能力、时间所限,尚在犹豫。(1983年3月22日致卢礼阳)

不久,常江先生果然就自己创办了油印刊物《楹联通讯》,于1983年5月4日在青海创刊,联络联友,交流信息。据第一期《以文会友  催人奋笔——代发刊词》,拟开设的栏目有:《飞鸿语丝》《一得录》《联海一杓》《动态》《联书介绍》《好文章推荐》《当代人撰联选登》《新资料》《征联试对》《泛舟乐》《小经验》等。后来,又相继开设了《我喜欢的格言联》《名胜楹联博采》《楹联研究》《代邮》《编辑往来》等。第十二期还刊登了《总勘误》。

由于当时都是在职工作,有联友提出大家分头刻印、寄发,以分担部分任务,我也是其中之一。从第五期起,相继有湖北刘作忠、湖北张少华、广东刘振威、湖北李瑞华、内蒙侯广、湖南胡正山、河南李文郑、山西阎永业参与其事。以月刊的形式,前四期每期油印100份,第五期起每份油印105份,定向邮发,直至1984年4月停刊,正好12期。其中第七期、第九期为打印件,在那时已属于高大上的了。

常江先生曾有信给我:

我已将你的任务安排在第三期。一期侯广,二期胡正山,三期你,你们都是老师,寒假里有空。

我30日回京探亲,二月可回。你的这期,请过了春节再刻。如在北京还有什么好消息,我春节前再补寄给你。

期号(今年)第三期(总第十一期),时间 1984年 3月 4日 ,印数仍是105 ,按通讯邮签寄走后,所余寄回青海。(1983年12月8日)

我从学校借来钢板、铁笔、蜡纸,把常先生编辑好的稿件一个字一个字地刻在蜡纸上,再用油印机一张一张地印,然后装订成册,最后按常先生提供的通讯邮签寄走。

那时邮寄的油印件,邮局是按印刷品对待的,邮费外埠每份3分钱,本埠1.5分钱。邮寄一期大约三块来钱,那时我月工资近50元,也还能够负担。邮局对信封也没什么要求,找来废旧的牛皮纸,自己折一折、粘一粘,就可以用。

《楹联通讯》的创刊,对于楹联界来说,应该是有着重大意义的事件。这油印的《楹联通讯》,如楹联界的星星之火,为后来遍及全国的燎原之势,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三十多年后的今天,回头翻看这略略泛黄的,已经逐渐在变得发脆的油印小册子,再联系三十多年来中国楹联学会的历程,不禁为当年常江先生楹联活动及思想的前瞻性而感到由衷的赞叹,点一个“赞”的想法油然而生!

其前瞻性大概表现在这几个方面:

一是学会工作的前瞻性

毛泽东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中指出:“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可宝贵的。”要成立民间社团的学会,是需要有人的。当时的常江先生十分明确地认识到:要成立一个全国性的学术组织,没有人是根本无法想像的。要成立一个全国性的楹联组织,没有一批研究者、爱好者,并愿意为楹联事业无私奉献的中坚力量,是根本不行的。所以,《楹联通讯》第二期,就刊发了《关于成立“中华楹联研究会”的倡议书》(讨论稿)和《楹联研究者调查登记表》,并请各位联系人对《倡议书》提出修改意见和建议。《登记表》除了基本情况外,主要包括了研究楹联的时间、主要研究类别、收藏情况、论文及著作发表出版情况等信息。

应联友要求,常江先生于第三期刊出了《联友通讯录》(一),以“《楹联通讯》联系人”的名义介绍了67位联友的联系地址。第四期刊出《通讯录》(二),再介绍了12位。第十一期刊出《联友通讯录》(三),又介绍了3位,并为4位联友更正地址。

从这些举动中,可见常江先生的远见卓识。这对以后“拉起队伍”,成立楹联组织,在全国范围开展楹联活动,无疑有着重要的意义。

第十二期刊登有《试谈学会的工作》(与顾平旦、曾保泉、郭华荣联名):

受众人之托,我们商量了学会的工作。初步设想,有以下几点,向大家汇报:

一、开展理论研究,进行学术交流。

二、创办铅印会刊《楹联研究通讯》,不定期出版。

三、创办《对联》杂志或丛刊。

四、组织群众性的楹联活动,如采写、征联、观联……

五、在全国征集各类楹联资料。

六、出版几套楹联丛书和工具书。

七、与港、澳、台及海外研究者建立联系。

每一项工作都有具体的安排和规划。为此,需要各地更多的研究者和爱好者参加工作,以早见成效。

从以上几个方面,不难看出当年常江先生他们清醒的头脑,缜密的思考,条分缕析,几乎囊括了学会工作的方方面面。几十年过去了,现在看来,这些设想基本上全部都实现了。无非是《楹联研究通讯》的名称有变动。其前瞻性可见一斑。

所谓“学会”,从其本质上说,应该是“群众性的学术团体”,就应该经常开展学术活动,进行学术研究。在这个方面,常江先生历来是十分明确的。所以,这里把“开展理论研究,进行学术交流”放在第一位,以突出其重要性。

其实, 在1983年6月出版的第二期的《倡议书》中,常江先生已经设想了未来学会的工作。如:

成立全国性的、群众性的楹联研究组织“中华楹联研究会”,制定会章,吸收各地收藏丰富、尤其取得一定研究成果的为会员。

“中华楹联研究会”可作全国性文化团体或学术研究机构的下属成员开展活动,并与古典文学、书法研究、群众文化组织协作进行。

“中华楹联研究会”要坚持“二为”方向,贯彻“双百”方针,积极筹备创办《楹联研究》刊物(或报纸)并组织人力,协商规划,争取五至十年编纂出版《中华楹联大全》的各个分册。

现在回头来看,中国楹联学会成立了,当然,《章程》也制定了,会员已上万人,遍布全国各地。遗憾的是,部分会员水分比较大,含金量不足。“吸收各地收藏丰富、尤其取得一定研究成果的为会员”一句落了空。我曾应邀到河南某县讲对联课,当地人介绍说:“我们县里有多少多少中国楹联学会的会员。”当我看到他们的作品时,真让人大跌眼镜!个中原因,圈内人都知道,无须我来饶舌。

其中的与书法研究协作进行,现在想来,具有什么样的前瞻性!最近几年,人们发现一个现象:书法家不擅长楹联,楹联家不擅长书法。这已经落后常江先生的眼光几十年了!

《对联·民间对联故事》杂志创刊发行了,各省、市及市、县的各种楹联刊物、报纸纷纷创办起来了。

另外,《中国对联集成》的部分省卷本相继出版了,全国卷也出版了。虽然推迟了一些年头。

二是学术研究的前瞻性

为了引导学术研究,《楹联通讯》第二期,就刊登了以常江先生“答读者问”的形式的文章《关于“长联”》。文章中,常江先生回答了“什么是长联?”“多少字才算是长联?”“古今有多少长联?”“有哪些专谈长联的书、文?”“俞曲园先生题彭刚直祠一联,在何处可查?”等问题。其中的几个问题,如“什么是长联?”“多少字才算是长联?”多少年来,好多楹联家一直在争论。

在回答“什么是长联?”的问题时,常江先生说:“顾名思义,它是指字数比较多的对联。”“长与短,是相对的。清代之前,对联多为五七言,出现一些十一言以上的,便为人注目。因此,曹雪芹便将全联二十余字的称‘长联’,梁章钜也是这种态度。”

在回答“多少字才算是长联?”的问题时,常江先生说:“我在《试论长联之长》一文(《昆明师院学报》一九八二年第四期)中讨论过,其结论为:全联九十字以上可称长联。”并列举了三条理由。他的这一成果,后来收入华夏出版社1989年5月出版的《中国对联谭概》中。此后,又有余德泉先生以四十字为长联(《中国长联三百三》,云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版);周渊龙先生提出“六十字说”(《古今长联辑注》,湖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1月版);季世昌、朱净之《中国楹联学》主张1至3字为超短联,4至7字为短联,8至19字为中联,20至99字为长联,100字以上为超长联(转引自甘桁《楹联百话》,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4月版);善于写长联的四川刘利先生提出以“上限八字为超短联,二十四字为短联,五十八字为中联,九十八字为长联,下限百字为特长联”(见廉宗颇《诗词联基础》,中华诗词出版社2004年8月版);奉腾蛟先生《对联写作规则》引用“现今联人约定俗成的规定”,把长联分为“中长联(26—58字)、长联(60—98字)、特长联(100字以上)”三种(岳麓书社2006年9月版)。

从中可见常江先生于对联研究的超前(1982年就有初步成果了),于长联研究的深入。

值得一提的,是常江先生坚持数十年的对联书目研究。

他在成书于1999年9月的《古今对联书目》的代序《对联书目研究的历史与现状》一文中说:“我以为,一部专论,一部辞书,一部史志,一部书目,一部集成,是构成一门科学的五大支柱。无论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信息研究都是学科建立和发展的基础,而书目整理又是人们获得信息的最直接的途径。书目研究能为专论、辞书、史志以及图籍研究服务,同时,其自身也形成学术上的体系。”这段话,高屋建瓴,切中肯綮,表现了常江先生深远的学术眼光。

早在1983年5月第一期的《楹联通讯》,就刊出《古今楹联书目》160种,第四期刊出《古今楹联书目》(二)23种,共183种。这个数字,真让人大开眼界!要知道,我当时在河南省图书馆查找对联书目,仅有十来种!至1989年5月,常江先生在华夏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对联谭概》一书,附录了《自藏对联书目》,收入201种。当时“已知楹联书籍在八百种以上”,而他的收藏占了四分之一,已相当可观了。

至1999年9月,在诸位联友的帮助下,常江先生主编并出版了《古今对联书目》,收录对联书目达2237种。其中民国及以前的对联书目达810种,港澳台及海外对联书目达112种。

此后,常江先生一直致力于这项工作,殚心竭虑,不遗余力,千方百计地搜罗古今对联书籍。2013年5月,他向中国楹联图书馆捐赠自己的藏书时,对联书籍竟达近3000种!近几年来,全国各地的联友仍然不断地在扩充着这个数字。

此外,《楹联通讯》还刊发有常江先生的《楹联资料整理的纵横观》(第十期)、《怎样编写名胜楹联目录》(第十一期),以及魏寅先生的《又一种编录方法》(第十二期)等重要文章。可以说,这些都是早期对联研究的重大成果,对以后的对联研究起到了不可低估的重要引领作用。

2016.5.16.—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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