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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新发现三副“八思巴文”楹联遗存
2016-07-29 11:40:24   来源:   评论:0 点击:

据初步考证,这三副楹联很有可能都是用几乎失传的蒙古古文字“八思巴文”书写,且具有百年以上的历史,是我国非汉语汉字楹联不可多得的早期史料之一,对于丰富中国楹联文化史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甘肃新发现三副“八思巴文”楹联遗存

日前,甘肃省楹联学会一行在赴兰州市永登县妙因寺考察期间,于该寺发现了三副用少数民族文字书写的楹联。据初步考证,这三副楹联很有可能都是用几乎失传的蒙古古文字“八思巴文”书写,且具有百年以上的历史,是我国非汉语汉字楹联不可多得的早期史料之一,对于丰富中国楹联文化史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副神秘的古文字楹联

妙因寺位于甘肃省兰州市永登县连城镇,紧邻有着“中国西部小故宫”之称的鲁土司衙门博物馆,为历代鲁土司供养的“家庙”,始建于明初的永乐、宣德年间。初名大通寺,后更名为妙因寺,为鲁土司衙门第三世土司鲁贤为祈禳消灾而建。由于连城地近青海,又有汉、藏、土等民族杂居其间,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民风习俗,使妙因寺吸收了各族信众,香火旺盛。历史上,五世、六世达赖,五世、六世、十世班禅等高僧大德,都曾在这里驻足弘法,该寺也成为藏传佛教格鲁派在甘青边境的主要寺院之一,也是甘肃现存藏传佛教古寺中,除拉卜楞寺外保存最为完好的一处。1996年11月,该寺同鲁土司衙门一起,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妙因寺殿宇规模宏大,建筑面积共约3200平方米,包括多吉羌殿(金刚持之意)、格尔衮殿(多吉羌护法)、嘛尼殿、却典拉章(塔尔殿)、德松桑吉殿(万岁殿)、措钦堆康(大经堂)、池康(禅僧殿)、琼拉昂(鸾王殿)等,都是汉族传统的飞檐斗拱建筑,但彩绘及砖雕纹饰,却是藏传佛教风格,是一处汉藏融合的建筑瑰宝。虽然近百年来,历史风云跌宕,但庆幸的是妙因寺未受到太多牵连,建筑保存完好,至今主体建筑都是明清两代造就,包括门檐梁柱的彩绘,也都是明清两代遗物。妙因寺建筑保存的完整性,为我们发现古代少数民族楹联遗存提供了可能。在该寺,我们共发现了三副神秘的古文字楹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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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因寺寺门

妙因寺寺门由一间正门和一间侧门组成,侧门平时紧锁,游人主要从正门而入。侧门为传统的中式对开两扇大门,但饰以藏传佛教彩绘。两扇红色的大门上,彩绘着两个戴黄帽、着僧衣的格鲁派喇嘛,类似于汉族地区的门神。门扇上方的门额,彩绘有藏传佛教造像及花卉,两旁则是一副黄底木雕的楹联。楹联上方用藏传佛教的宝珠纹饰缀起,下方用莲花纹饰托起,中间是整齐排布的文字。值得一提的是,这副楹联由少数民族文字和汉字共同组成。上下联上半部分都是少数民族文字,下半部分则是汉字楹联:“佛陀驾临,现出祥光万丈;时轮开来,引度世界三千。”我们推测,下半部分的汉字楹联很可能就是上面少数民族文字楹联的“汉译”。

2
多吉羌殿联

多吉羌殿,又名德尔经堂,是妙因寺的主殿。建筑面积289平方米。“德尔经”是藏语多吉羌的汉译。初建于明成化七年(1471年),为单檐歇山顶式,面阔三间,进深八架。殿内供奉有诸佛菩萨金刚等72尊。妙因寺最早的藏语名即是“代塘多吉羌”,译为“大通城金刚持寺”。著名的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曾在妙因寺居住讲学十余年,他为妙因寺撰写寺志时指出,妙因寺的来历与金刚持佛有关,用金刚持佛曾经飞来落脚的旃檀树作中梁,修建了宏伟的金刚持殿,即多吉羌殿。来到多吉羌殿,所有的游客都会被宏大殿宇外表装饰的藏传佛教纹饰彩绘和砖雕所吸引,而令我们感到兴奋的是,大殿正门两侧,彩绘着一副由少数民族文字书写的楹联。这副联为彩绘浮雕,蓝底黑字,十分精美。上下联各由七个团型文字组成,类似于常见的各种团型“寿字”,也同常见的回族阿文对联排列方式相类似。楹联还配有一条足足两米多长的藏文横批。楹联长约1.8米、宽约21厘米,每个字团直径约15厘米。楹联上方为藏传佛教宝珠纹饰,共有相连的11串宝珠,如飞舞的帷幔,将整副楹联提起;下方为佛教建筑中常见的莲花造型,双层六瓣,浮雕刻画的十分精美。据当地文博人员介绍,多吉羌殿整体彩绘都是明清遗存,解放以来未进行大范围的重绘。我们注意到,这副联已经很显斑驳,下联有三个字已剥落难识,既体现了它的历史厚重感,也令我们为这处难得的楹联遗存现状感到担忧。

3
万岁殿

万岁殿,又名德松桑吉殿,为明宣德二年(1427年)始建,重檐歇山顶的汉式建筑,其斗角勾梁和门窗,也均饰以藏传佛教图式。殿中塑三世佛等。因明代时鲁土司曾于其中供奉朱元璋像,清代时供奉“当今皇帝万岁万万岁”牌位,而得名“万岁殿”。万岁殿外部彩绘,底色是藏族地区常见的“藏红色”。在门框两侧,我们发现一副用金色书写的浮雕彩绘楹联。这副楹联文字同前两副一样,是一种同类的少数民族文字。并且楹联上方还是宝珠纹饰,下方的莲花则多了个山石底座。与多吉羌殿联不同的是,这副联,文字之间没有断开,而是一串文字连缀写成,门额上方,依然配有一条藏语的横额。联幅较小,长约1.5米,宽约12厘米,保存程度比多吉羌殿要好。


成吉思汗后裔和失传的“八思巴文”

在藏传佛教寺庙发现了少数民族文字的楹联,我们第一印象这是藏文楹联。因为此前,在甘肃、青海、西藏多地,我们都曾见到过用藏文书写的楹联。但同此前见到的藏文楹联进行仔细对比,并请教有关藏文专家后发现,这三副联,尽管横额是藏文,但联文并不是藏文。后来,我们查阅有关资料,并征求其他专家意见后达成基本共识,这应是类似于藏文的蒙古古文字“八思巴文”。

八思巴文是元朝忽必烈时由“国师”八思巴创制的蒙古文字,世称“八思巴蒙古新字”,它的创制推广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当时蒙古部族的文明进程。八思巴(1235—1280)是藏传佛教萨迦派的第五代祖师,他创建的这种文字,受到藏文的很大影响,故而八思巴文中,也有一种“藏文体”,而据记载,这种藏文体八思巴文,主要用于书籍的标题和寺庙碑文等。蒙古族学者乌力吉白乙拉指出:“八思巴文的藏体,藏族人叫它“hor yig”(蒙古字),将其视为藏文的一种艺术字”(《八思巴文变体研究》)。用八思巴文藏体撰写的文献在藏传佛教场所一直流行,也应用于藏传佛教建筑的楹联之中。八思巴文属于拼音文字,共有41个字母。我们考察中发现的这三副楹联,文字都是用横竖的曲折短线相互连接,和查阅到的古八思巴文字十分接近,其中一些字还明显一致,进一步坚定了我们确定这三幅楹联为八思巴文楹联的信心。

历史上,八思巴文作为元代的“国字”颁布后,但其推广却受到很大阻力。除政治和文化传统因素外,主要是因为这种文字字形难以辨识,再加之在有的地方使用时还仿效汉字篆书的写法,这就更加剧了识别的难度(而我们也发现,多吉羌殿联的书写,就很像汉字的篆书,也有人误认为是汉字篆书“百寿图”的一部分)。因为辨识难度,伴随着蒙元帝国的消亡,八思巴文亦被逐渐废弃,成为一种“死文字”,当今,能够识别它的人更是很少。八思巴文楹联为什么会出现在远离蒙古的藏传佛教寺庙?其实并不矛盾。一则,蒙古族普遍信仰的正是妙因寺尊奉的藏传佛教格鲁派,因该派僧侣戴着黄色僧帽,故俗称“黄教”。二则,妙因寺本是永登鲁土司的家庙,而鲁土司其实是成吉思汗的后裔迁徙而来。明初,成吉思汗第六子阔列坚的玄孙脱欢,兵败流落河西,投靠明朝后,明廷封为三品土司,镇守甘青交界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并赐姓“鲁”。鲁土司就这样在永登相传了十九世,近六百年。虽然归顺了大明王朝,但他们的蒙古遗风依然存在。此外,创建妙因寺的第一世支家活佛,据记载出生于蒙古阿拉善王爷家,传为阿拉善王爷之孙。这样,由蒙古王族后裔建造,又由蒙古王族后裔喇嘛来主持的寺庙,出现八思巴文楹联也就顺理成章。


非汉语汉字楹联研究的珍贵史料

那么,这三副八思巴文楹联的内容又是什么?

好在第一副寺门联,有八思巴文和汉文“双语”,很有可能其汉字就是上面八思巴文的译文。关于万岁殿联文,至今没有见过任何记载,当地人也一概不知,只能待进一步请识别八思巴文的专家进行考证。

庆幸的是多吉羌殿联,从口头流传到书籍文字均有记载。当地一位德高望重的喇嘛告诉我们,那副楹联的意思是:“雨著昙花龙归钵;风翻贝叶虎听经”。而据2013年12月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的《连城史话》记载,其联为:“昙花着雨龙归钵;贝叶翻风虎听经”。无论是哪种解释,都可以看出其中包含的两层涵义:一是这副联围绕着佛教这个主题,意义基本清晰;二是其汉译文字对仗十分工整,意境十分优美,堪称佳作。而当地还有传说,说是这副联为清末一位秀才撰写。到底其作者系何人,目前已难以考证。山门联有新刷油漆的痕迹,是否为古联,还有待进一步确定。但从多吉羌殿、万岁殿整体彩绘风格和保存现状,以及民间传说和文字记载来推断,这两副联至少应出现在清末民初时期。

我国是多民族融合的国家,汉族传统的楹联文化也影响到各个少数民族。历史上,各少数民族创作了大量用本民族语言或文字书写的楹联,学术界将其统称为“非汉语汉字楹联”。如比较熟知的藏族藏文楹联、回族阿拉伯文楹联、白族白语楹联、纳西族纳西文楹联、傣族傣文楹联、东乡族东乡语楹联,以及蒙古族蒙古文楹联等。这次发现三副八思巴文楹联遗存,其重要意义至少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丰富了我国非汉语汉字对联研究。著名非汉语汉字对联研究专家、中南大学余德泉教授就曾指出:“非汉语汉字对联,是对联家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把非言语汉字对联都搞清楚,是对联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即使其他方面都研究好了,只要这个板块还没有研究好,对联的研究任务就不能说已经完成。”(《余德泉对联文论》)。毫无疑问,此次发现的八思巴文楹联,增添了楹联创作题材、丰富了楹联创作形式、完善了非言语汉字楹联学科体系,是我国楹联艺术宝库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应该受到重视和研究。

二是发现了非汉语汉字对联的珍贵史料。当我们发现这三副楹联后,打电话给湖南的余德泉教授,他也是十分兴奋的。已经研究少数民族楹联文化二十余年的余教授告诉我们,据他所知,目前只在我国南方个别少数民族聚居区,发现了零星的民国及以前的非汉语汉字楹联遗存。如在贵州毕节发现过一处清代的彝文墓碑楹联。而且,北方少数民族楹联遗存一项少见,尤其是八思巴文楹联。目前已知的,只有在青海湟源的塔尔寺、宁夏贺兰的广宗寺等个别地方,见到过八思巴文楹联遗存。此次发现,不仅是非汉语汉字楹联的珍贵史料,也是甘肃境内首次发现遗存的八思巴文楹联史料,对于推进甘肃乃至全国楹联文化史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是进一步体现了甘肃多元融合的楹联文化特征。甘肃是个多民族、多宗教省份,各民族、各教派历来和睦相处,文化借鉴融合。在楹联艺术领域,从清代开始也涌现出了一批造诣颇深的宗教界和少数民族联家,并且曾出现了独具特色的回族阿拉伯文、波斯文楹联和甘肃独有的东乡族东乡语楹联。地处藏族自治州的舟曲县,成功打造成为我国西北高原地区第一个国家级楹联文化县,依托舟曲地区的藏文楹联现在创作已十分繁荣。如今,在永登县又发现了古代八思巴文楹联遗存,则进一步丰富了甘肃多民族楹联文化资料包括,甘肃多元融合的楹联文化特征日益彰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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