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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齐:新时期以来名胜楹联研究述评
2017-12-01 17:52:15   来源:    评论:0 点击:

新时期以来名胜楹联研究述评浙江 张齐在楹联的大家族中,名胜楹联是除春联之外,使用最为频繁和广泛的一种类型。然而长期以来,对其概念的界定却一直不甚明晰,有以内容分者,有以修辞分者,莫衷一是。我们认为

新时期以来名胜楹联研究述评
浙江  张齐
 
在楹联的大家族中,名胜楹联是除春联之外,使用最为频繁和广泛的一种类型。然而长期以来,对其概念的界定却一直不甚明晰,有以内容分者,有以修辞分者,莫衷一是。我们认为,名胜楹联,故名思义,便是张贴于名胜楹柱上的对联。根据"名胜"的指涉范畴不同,它也有广狭之分。狭义的名胜楹联,仅指偏重于展示自然风景之美的景区所张贴的对联,而广义的名胜楹联则将历史人文古迹如寺院庙观、园林楼阁乃至祠堂陵墓也包括在内。我们这里所讨论的是广义的名胜楹联。
 
八十年代之前,特别是文革时期,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在很多方面对旧有的传统随意抛弃甚而大肆毁损。许多现在可归入"名胜"的地方,如祠堂、寺庙等,被视作腐朽落后、封建迷信而遭破坏。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与其相关的装饰也随之不存,大量优秀的楹联作品也不可避免地遭受到污损毁弃,这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传统文化的破坏和遗失。进入新时期,随着政策的变化、经济的发展以及相应的文化观念的革新、旅游热潮的兴起,在恢复重建旧有景区的同时,也大力开辟了新的景区,为增添其文化氛围计,悬挂张贴楹联便成为常用手段。由此,名胜楹联的创作与研究蔚为风潮,至今未见衰落,反而愈发勃兴。
 
名胜楹联植根于时代的经济文化土壤之中,并与其发展变化息息相关,因受时代的影响而在不同时期呈现出面貌各异的特征。若对新时期以来名胜楹联的研究发展概况做一个简要勾勒,那么在八十年代初始为其奠基爆发期,九十年代则是平稳过渡期,新世纪以后则呈现出全面繁盛的态势。
 
 
一、八十年代--爆发奠基期
新时期以来,特别是八十年代,受政策影响,旧有的文化传统在一定程度上得以恢复。单就楹联而言,中国楹联学会得以成立,执联坛之牛耳;各类征联活动层出不穷,参与范围既广,参与热情也极高;出版社竟相搜罗整理各类楹联,联书一时大量涌现。
 
在此期间,楹联著作种类繁多、发行数量巨大、传播范围广泛。归其大略,这一时期有楹联理论类、楹联故事类、楹联作品集锦类以及针对作品进行注释或赏析的书籍,此外随着大部头的作品集越来越普遍,楹联书籍有渐趋精细的态势,出现了专门针对个人及地区的楹联作品集与研究。这些都基本上奠定了后来楹联书籍的出版方向。对于名胜楹联的创作与研究,也隐伏在这一浩浩潮流之中,渐露头角,并愈来愈放射出灿烂光芒。
 
(一)楹联理论的初步建构
楹联理论书籍中,应当以李西平的《学点对句》首开先河,这本小书是新时期以来较早的对联理论书籍,教人如何写作对联,内容简单通俗,为普及性读物。[1]该书以"对句"名楹联,也说明当时对于楹联的概念界定尚未明晰。其实早在民国时期已有"对联作法"之类读物,而往日私塾之中,对句更是基本功课。只是新的历史时期,百废待兴,人们最需要做的乃是接续旧有的文化传统,故而此类读物大行其道,也是应有之义。此后又有任喜民的《对联艺术》、余德泉的《对联纵横谈》、常江的《中国对联谭概》等著作问世,所论范围愈加广博开阔,所建体系也愈精微宏深。由于这些著作是从整体上建构对联理论系统,所以也涵盖了名胜楹联。其中涉及到名胜楹联的思想内容、修辞方法、艺术风格等方面,具有一定的建设性和开拓意义。
 
(二)楹联故事的广泛流行
除了理论上的建构之外,这一时期尚有对联故事类的书籍也颇受欢迎。其中较早的要数梁羽生的《古今名联趣谈》,该书记录了一些名气较大、流传较广的对联相关的趣闻佚事,涉及到一些名胜楹联,如台湾郑成功祠、云南昆明大观楼、湖北武汉黄鹤楼等处。[2]书中也对楹联作品或以简单解释赏析,行文幽默流畅,颇有助于谈资。此外尚有金旭日编著的《联海珍奇--古今巧趣对联故事选》,该书主要以巧联故事、趣联故事与怪联故事为主,根据民间传说加以整理,对流传的许多有名的巧对说明了其来历。其中也收录了一些名胜楹联,如杭州西湖冷泉亭、贵州黄果树瀑布、四川成都望江楼绝对等联。[3]而黄太茂编《名胜古迹楹联趣闻录》则是专门针对名胜楹联的故事集,该书分祠墓、胜迹、风光三类,介绍相关楹联的创作缘起,并对其思想内容与艺术特色有所阐说。[4]总的来说,这类联书突出一个"趣"字,重视对联的娱乐性,对有些楹联的历史掌故、人物经历的介绍也有一定的史料价值,而有深度的理论探索则付阙如。
 
(三)楹联作品集的畸形繁荣
理论和故事之外,楹联作品集与相关注释赏析式书籍汇成了这一时期联书的主流。这类书籍的编撰理念一直涌动着两股潮流,一求全面,一求专精。
 
追求全面的,其书内容似乎务必求大求广,巨细靡遗,颇有囊括古今、包罗万象之势。如李国桢编《古今对联集锦》,该书为分类楹联集,包括工商、农村、军事、文体、治学、品德修养、名胜古迹、婚嫁喜庆、挽联等。他者尚有陈可文编《古今对联》以及河南人民出版社编《古今对联大观》,皆堪称煌煌巨制,里面也存录了一些名胜楹联。然而此类编修大则大矣,却多属于重复性劳动,而且一般仅有作品,至多说明楹联所在地点而已,更谈不上专门对楹联的研究了。正因为如此,显得粗而不精。当然,这也是"大全"、"大典"类书籍难以避免的通病。
 
而追求专精的联书,大致朝着两个方向发展,一者针对专门地域精选作品,二者针对专门作者进行鉴赏探索。其中由顾平旦、常江、曾保泉主编的《名胜楹联》系列丛书要算专门针对地域的名胜楹联集的代表之作。值得留意的是,编者在每一本书的后序中还对这一地区楹联的整体特色作了评述,实开名胜楹联的地域性研究之先声。而曲树程、杨明芝所作的《郭沫若楹联辑注》则属于较早的个人楹联研究专著,其中涉及到郭沫若所题一些景点楹联,书中对该景点及郭的创作过程进行了简要介绍,并对作品有所注释与赏析。[5]此外,余嘉华所著的《大观楼长联及作者孙髯》则对孙髯翁所作号称"天下第一长联"的云南昆明大观楼180字联作的基本内容、历史意义、艺术特点及对后世的影响作了深入剖析,同时也对作品进行了注释,并联系孙髯翁的个人经历及其他诗作进行了阐发。[6]该书应当是国内最早的将名胜楹联的地域研究与作者研究结合起来的著作。
 
大体而言,这一时期的名胜楹联研究虽然已经萌发出后来研究方式的苗头,但其形态主要集中于注释和鉴赏,至于成系统的方法理论则有所欠缺。
 
(四)楹联书籍的发行量
值得注意的是,此一时期的楹联书籍往往印数极多,名胜楹联也不例外,少有万册以下的。如周渊龙所著《中国名胜楹联注释》体例庞大,却也有一万册;赵浩如所作的《历代楹联选注》(该书名为"历代楹联",实则所选只限于名胜楹联)竟达十万册。同期的其他学术著作以及后来的楹联书籍,极少有发行量如此巨大的。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当时楹联流行的热潮。
 
 
二、九十年代--平稳过渡期
 
到了九十年代,从总体来看,对于楹联的热潮虽有回落之势,却并未完全消退沉没,甚至在个别研究领域还有了突破性进展。这一时期的对联研究仍以联书为主要载体,出版形态也还延续了八十年代的模式,虽多数仍属普及的通俗读物性质,却也有少数在理论上颇具开创之功。同时也出现了不少专题论文,针对某一类别或某一区域的楹联进行阐述,因而更趋精深细密。
 
(一)楹联理论的完善
在楹联理论书籍当中,尚有不少专门教人如何写作对联的,基本是承八十年代之余绪,所讲内容也无太大区别。其中颇堪瞩目的是余德泉的《对联通》,作者多年来潜心于对联研究,成效卓著,该书从宏观上讨论对联,突出之处在于明确提出了对联格律"马蹄韵"的说法,[7]这个观念在后来他的另一本著作《对联格律、对联谱》之中进一步深化扩大,以至试图为全部对联建立标准的格律体系。"马蹄韵"在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成为对联创作的指导思想,并引发了持续的争论。虽然这种观点最终被证明未为确当,但作者试图为楹联格律建立完整体系的苦心孤诣却不可埋没。
 
随着楹联研究的渐渐深入,建立针对这种特殊文体的学科门类也显得必要和紧迫。当此之时,季世昌、朱净之所著的《中国楹联学》应运而生。该书被称作建立"楹联学"的开山之作,致力于从楹联的"本质论、发展论、分类论、修辞论、创作论、鉴赏论"等方面来进行学科体系的建构。[8]这是一部颇为厚重的楹联理论书籍,无论就其所言范围亦或所论程度,都无愧于该书"楹联学"之称,可谓一时之冠。因为是从总体上讨论这一文体,故而用于名胜楹联,亦颇恰切。
 
(二)楹联作品集的翻新
至于楹联故事、作品集锦类的书籍,不仅种类较之八十年代为少,印刷数量也较少,而其体例构思等,仍与八十年代无太大差异。如梁石、梁栋编《中国古今巧对妙联大观》,吕选恩、丁毅信等人所作《中国名胜楹联鉴赏》,内容上或有翻新出奇之处,然考其结构形制,前期均有类似之作。出版联书之中,可喜之处在于针对边远地区的楹联有了专门集锦,如张尚瀛的《甘肃省楹联选集》,该书系在其编选的《甘肃楹联初集》的基础上加以拓展而成,所选实以名胜楹联为主。在同类选集中,本书虽翘楚之作,但毕竟较早地注意到边远地区,亦是难能可贵。可惜的是,仍只有作品,而无探索研究。除此之外,有些选者巧出机杼,力求专精,其所编著的楹联书籍亦别有新意。如金实秋所编《古今戏曲楹联荟萃》,收录古今戏联一千多副,在当时填补了我国没有戏联专著的空白,所收作品亦有较高的文学价值和史料价值;[9]邓洪波所编的《中国书院楹联》,作者为研究书院文化的专家,此书为书院楹联的集大成者,全书以地区编次,收录书院楹联一千多副,均注明年代及作者,亦附楹联所在书院的简要介绍,为读者了解楹联作品的环境提供了较好的资料。[10]若按如今的行业部门而分,戏曲楹联当属"娱乐类",书院楹联当属"教育类",然而由于历时久远,其所依附者多成古迹,故而亦可列入"名胜楹联"的范畴。遗憾的是,这两部书专则专矣,依然是单纯的作品集锦式。虽在前言部分有关于此类楹联的论述,惜乎漂浮散漫,未能沉潜往复,深入探讨。
 
(三)楹联论文的涌现
与联书中名胜楹联的研究处于疲弱之态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一时期涌现出了许多名胜楹联的专题论文,并非如之前那般泛泛而谈,而是针对性颇强,显得更加专业。如张过的《试论名胜楹联》,对名胜楹联的产生、名胜楹联与名胜古迹的关系、名胜楹联的特色、名胜楹联的意义和作用进行了全面论述。[11]这是目前所见较早的以单篇文章形式从总体论述名胜楹联的作品,对后来专的研究具有开创之功。张敬邻的《山水名胜楹联艺术谈》则以名胜楹联的艺术特性为论述对象,认为它是一种能够怡情悦性的文体形式,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并从审美意象及文化故实、意境创设与读者接受几个层面探讨了名胜楹联之所以能够怡情悦性的原因。[12]至于李坤栋的《谈名胜楹联的鉴赏》则专论如何鉴赏名胜楹联,强调从提高鉴赏者的文化修养以及从楹联的内容、形式、修辞、意境等几个方面鉴赏名胜楹联。[13]文章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和较强的可操作性。在这些文章之中,最具特色的当属尹文的《从古戏台楹联看传统戏曲的审美特征》。该文认为"古戏台两侧的楹联凝练概括地表达出传统戏曲艺术的表演特征和审美欣赏的习惯,提示了戏曲艺术欣赏的观念和角度,是传统戏曲的点睛之笔。"[14]此文并非以戏曲楹联为研究对象,只以此为孔,窥见戏曲的审美特征,小中见大,由某一类楹联而透视其所附骊的文化形态,这种方式也是针对专门类别的楹联研究经常采用的。
 
 
三、新世纪--全面繁盛期
在经历了一段时期的静滞、徘徊之后,进入新的历史时期,由于经济的持续发展,物质基础相对稳固,文化进一步繁荣,使楹联这一传统形式越来越受各界人士青睐,同时也使为数不少的资金注入到其发展之中;技术的进步,使得网络成为当前楹联创作与研究的一大阵地;而人文科学研究人员的增多,使其研究领域迅速扩大,楹联这一原本被视作"小道"、"附庸"的文体也成为他们重视的研究对象,这不仅令楹联的研究愈具深度,并且由于多学科多视角的观照,也催生了楹联研究方法的多样化。楹联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全面繁盛时期。至于新世纪以来专门针对名胜楹联的研究,也可谓广大悉备、专精俱存。
 
(一)楹联作品集的广大与专精
这一时期联书的出版,其实已无太大新意,大多仍是延续八九十年代以来的两条老路,一求广大,一求专精。不过广大者愈加宽泛、专精者愈加细致罢了。广大者如巴城编《中国对联故事总集》,本书集古今对联故事之大成, 分十二编,录两千余则故事, 为同类型书中最大、最全的一种。尤其在"奇"、"妙"、"趣"方面下了很大功夫。至于求专精者,则在选题角度、选家选地的知名度及书籍的印刷制作的质量上面做文章。如马广德所著《回族对联》一书,这是目前国内极少的从民族对联入手的研究著作,该书分别从回族对联的特色(宗教性、民族性)、思想内涵(哲学思想、伦理道德思想,爱国爱教思想)、文化特点、学术价值等方面进行全书架构,在"回族对联分类辑录"一章,收入了清真寺楹联及名胜古迹联,极富民族特色。[15]叶鹏飞编《名家楹联》、余德泉主编《清十大家对联集》是以作者的知名度为选辑标准,而梁申威、赵淑琴主编的《关庙楹联大观》及谭大江所编《道教对联大观》则在分类的细致程度上达到了极致。其他书籍,如孙跃、郑立于编著的《西湖楹联》,一方的《北京名胜楹联匾额选》皆制作精美,图文结合。《西湖楹联》中的图片更以彩色印刷,富赡精美。观图索文,更加直观,真如身临其境,更有助于加深阅读者加深楹联所在环境及其思想内容、艺术风格关系的认识。
 
(二)传统楹联学的重新阐释
在此之前,楹联著作多注重其时代性,理论务求创新,选材务求切合实际,而这一时期似乎出现了重新出版楹联古籍的热潮,梁章钜的《楹联丛话》、吴恭亨的《对联话》以及胡复君的《古今联语汇选》这些清代及民国时期所著的联书在新世纪居然一版再版。其中尤为值得重视的是今人龚联寿所辑《联话丛编》,汇编明清至民国时期联话著作三十九种,这是第一部簒辑楹联专藉的丛书,勾陈索隐,网罗放佚,于楹联研究资料的存录乃至楹联学科建设发展功不可没。
 
在这种背景之下,便有任先大等学者大声疾呼"传统文论学科应重视联话研究",建议"从文论的角度,将中国历代联话作为一个整体,置入到中国传统文论的大背景下进行探讨"。[16]这得到了许多学者的响应,并付诸实践,于是针对明清及民国时期其人其著中楹联文学思想的研究也蔚为风潮。
 
在此之中,因梁章钜所著的《楹联丛话》一书为中国最具代表性的联话著作,故而针对他本人及该书的研究一时也成为热门。其中尤以任先大、鲁晓川二人所做工作最为突出,这两人均以《楹联丛话》为研究对象,从而奠定了他们在国内楹联界的地位。
 
任先大的《清代梁章钜〈楹联丛话〉研究》从其成书论及书中关于楹联的起源、分类、创作、批评等方面对《楹联丛话》的理论价值进行了探讨。在分类论中,他将梁氏所分的庙祀、廨宇和胜迹合为一类,统称为"名胜古迹联",即今所谓"名胜联",颇有见地;在创作论中,他所阐发的创作原则,如内容上的创新,语言上的形象、蕴藉、写景时的"状景如在目前"、"情景俱到"以及风格方面的崇尚自然论,亦堪为名胜楹联的创作规范;在批评论中,他认为梁氏以"工"作为衡量楹联形式美的标准,而以"切"(包括切人、切地、切事、切景等方面)作为楹联内容方面的评价标准,这都可视作名胜楹联的评价准则。[17]
 
而鲁晓川的《雅切--梁章钜对联批评的核心范畴》,则专论《楹联丛话》中梁章钜的对联批评思想,揭示"雅切"范畴在梁章矩对联批评中的核心地位,其中"雅"包括道家之逸与儒家之正,乃言其风格,而"切"则包含有"契合"、"恰当"、"切实"和"对仗工稳"等意思,乃就其内容而言。[18]该文观点鲜明,不落窠臼,以致在楹联圈中广泛传阅,对于楹联特别是名胜楹联批评理论的建构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综观二者,可以发现,"切"论在其论述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切"是我国传统文论发展史上一个重要范畴。它不但用于诗话、词话、曲话和文话,还更集中、更普遍地用于联话这种传统文论体式之中。"就联话而言,无论作为审美标准还是作为创作法则,其意均指楹联的内容与题目或者题咏对象切合、符合、相宜、和谐统一。"[19]衡之以名胜楹联,则应指其内容与当地景观、人文典故、历史事实的相契无间。这无疑是颇富洞见的论述。
 
后来的论者,大抵未出这二者所论范围。如欧阳少鸣的《〈楹联丛话〉浅论》,认为梁章钜在其中提出了以"工"、"雅"、"切"为核心的理论范畴,是将鲁晓川的"雅切"论与任先大的"工切"论整合而言;林鑫的《〈楹联丛话〉的切史观--简评梁章钜有关"三国楹联"的论述》,提出了对联批评"切史"的概念,则是在"切"论下的进一步细化发展。就连任先大自己后来的多篇论文,如《梁章钜〈楹联丛话〉的成书原因初探》、《梁章钜〈楹联丛话〉的诗学研究》以及《梁章钜〈楹联丛话〉的楹联美学思想初探》,也都是从其硕士论文中分化出来的。
 
另外,吴恭亨的《对联话》亦是联话研究的热点之一。任先大曾撰文对其理论价值进行了阐发,认为其主要凸显为五方面,即一是提倡创新, 反对蹈袭雷同;二是进一步强调楹联创作要"切题",三是明确提出了写景"三原则", 四是重视联作的思想内容;五是崇尚自然, 反对雕饰。[20]由于是从整体进行论述,故同样适用于名胜楹联。另有李文郑《吴恭亨对联批评初探》,文章探讨了吴恭亨《对联话》中有关对联批评的七个标准,即"雄、新、切、奇、秀、雅、朴",所论不乏新意,但并未论及适用对象及范围。
 
当然,这些研究不仅针对梁章钜、吴恭亨这些专以联话著作名世的人,也注意到了其他如李渔、袁枚的相关论述,尽管这二人的主要文学成就及文论贡献并不在于楹联。骆兵所作《略论李渔的对联创作与理论》,论述了李渔联作如赠联、胜迹联的创作特征,其中胜迹联,即现今所谓"名胜楹联"。作者还对李渔的《默识名山胜楷联》从创作论与作品功能等方面进行了解读,认为"这是一篇不可多得的胜迹联艺术专论",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21]任先大所作《袁枚〈随园诗话〉中的联话研究》,该文认为袁枚《随园诗话》中的"联话"在保存楹联的同时,创造性地运用诗学话语系统对楹联进行了理论上的言说,初步建构起联学的话语系统。袁枚所做的工作,为"联话"这种文论体式的正式产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2]但袁枚所论并非有意为之,且少有涉及名胜楹联,故多不足为训。
 
在众多的联话研究之中,也应看到,由于联话这种文论体式毕竟产生较晚、数量较少,加上当时楹联被视为小道,作者又多以余事为之,因而其话语本身便欠缺足够深刻的理论价值,虽有中国传统文论的大背景作支撑,研究者亦用心尽力,但方法已显陈旧,仍只是在传统的套路中绕圈子,是以远不如诗话、词话研究那般精深博大,多彩多姿。
 
(三)多维视角下的楹联研究
令人颇感欣慰的是,在这一时期,大批的高校硕士、博士研究生,甚至教师直接介入到对联研究中来,以其专业的学术背景,运用新视角、新方法,使楹联研究的深度拓展、新意迭出。当然,有些论题并非以名胜楹联为研究对象,而是从其他领域切入,对其有所涉及。这固然针对性不强,但也别开生面,令人耳目一新。
 
前文所说任先大、鲁晓川两人对《楹联丛话》的研究,均为其硕士学位论文。还有一些研究生则以某人或某地的楹联作品为研究对象,如张小华的《论曾国藩对联》是专门研究曾国藩对联的硕士论文,也包括了他所题的一些名胜楹联,并对这些作品的形式与风格进行了探讨。[23]另有周于飞的《论南岳楹联》,以楹联为出发点观察衡山,但超越了以往对楹联本身的解析与鉴赏模式,将楹联和衡山文化结合起来,在衡山文化的大背景下具体分析楹联的主题内容和艺术特色。[24]这些都使名胜楹联的研究愈趋系统精深。
 
另有研究者则巧辟蹊径,从广告学的角度研究楹联。如杨海军《论中国古代楹联广告的艺术特色》中将楹联视作广告的一种,作者所论的"楹联广告"是楹联艺术与招牌、店堂广告相结合的产物,包括店铺、酒肆、茶楼、书院、寺庙等处,其中书院、寺庙即今所谓"名胜楹联"之类。文章虽未从文学角度来论楹联,却也别致新颖。高飞的《浅论中国古代户外广告》,更是将楹联纳入"户外广告"的范畴进行论述,对名胜楹联如书院、寺庙之类,重视其装饰功能及传播文化信息的功能,不足之处是忽视了楹联的文学性。
 
杨大方在其博士论文《文化语言学视野中的对联研究》中则运用文化语言学中的混沌学理论对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对联进行了探讨,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将对联视作地域文化的一个侧面,对楹联名家的地区分布情况及名胜楹联的地区分布情况进行了考察,结果发现京津、江浙、湖广、川蜀等地区有着浓厚的对联文化氛围,并且出现长联较多,是地域经济文化发达的一个显著标志。这是对名胜楹联的地域特征的完整总结,较之以前的论述,显然更加条理化系统化。
 
另有论者如陆雁云从民间叙事学角度研究对联,但研究对象多是民间故事中的巧趣联,几乎未涉及名胜楹联,故此处从略。
 
一时期,针对楹联翻译问题的研究也大量涌现。对联的翻译实践其实早在七十年代就已有之,但从翻译学的角度,对其翻译的可行性、翻译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解决方法以及翻译的原则和美学标准的相关研究,则是在这一时期才引起足够关注并加以系统阐发的。由于中西语言文化存在极大差异,对联这种文学形式又十分独特,故而将导致其抗译性,但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消解的。
 
余德泉先生在这方面进行了先行探析,他致力于将对联译成外语对偶句,通过对其自撰的望城黑麋峰长联的英译探索,以图实践这一想法。[25]他的译作及其关于对联英译的体会是很具启发意义的,但也存在不少失误。(黄光文在《对联的英译--以黑麋峰长联英译的得失为例》一文中有详细说明,兹不赘述。)为保证楹联翻译最优化的实现,研究者们根据翻译学的相关理论,提出了不少指导原则与观照方法,力求使楹联翻译达到"形美、音美、意美"兼具的理想形态。其中运用最多的是功能翻译理论。如雷静《目的论视角下湖南景点楹联英译研究》的一系列论文,便是运用目的论中突出"信息功能"和"呼唤功能"的特征,对湖南省的名胜楹联如岳麓书院及岳阳楼等进行了翻译尝试。杜剑雄的《中国山水楹联英译初探》,乃是以短制山水楹联为研究对象,也是运用功能派目的论,并结合辜正坤"最佳近似度"理论,对其提出了可行的翻译原则与策略。邓向福则从生态翻译学角度出发,认为"为达到译文最大限度地趋近于原文效果,译者可以大胆借鉴生态翻译学理论,基于"三维"转换,从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保留对联的语义形式、文化意象、交际意图,以取得原文与译文的最佳等效。"[26]此外尚有社会符号学、解构主义、文化视角以及创造性思维下的对联英译研究,着力于建立楹联翻译的理论指导,虽然这些文章多是针对《红楼梦》书中的对联,集中于对译文与原作进行比较评析,但这些对联多为园林中亭台楼阁所张贴,亦可归作名胜楹联,其研究成果可算此一领域的标新之作。
 
(四)地域楹联研究的失衡
如前所述,名胜楹联受地域文化影响很深。某一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决定了对此的关注程度,并影响着对楹联的研究。令人欣喜的是,新世纪以来,楹联的研究地域范围迅速扩大。在新世纪以前,名胜楹联的研究对象主要集中在北方的京津地区及南方的江浙一带,极少涉及到中西部地区,遑论那些更加偏远的地方了。到新世纪之后,这种状况有了极大改观,越来越多的地方学者加入其中,不仅出版了一系列地方名胜楹联的作品集,而且针对这些作品的相关论述也不断增加,水平也相应有所提高。楹联的研究视野明显扩大,不仅注意到中国大陆名胜楹联的地区差异,连台湾、香港、澳门地区的楹联也及时地采纳进来,甚至还出现了对不同国别的楹联作品的比较研究,如张美玉《中越寺庙汉字对联文化研究》,分别对比了中越两国寺庙对联的特征,并指出了中国对联规律对越南的影响。虽然所论欠精,却颇富开拓意义。
 
但需注意的是,以杭州西湖为例,早在八十年代就有了其名胜楹联的作品集出版,此后一直延续不断,与时俱进,图书质量也越来越高。虽然书籍的印刷质量并不能代表其研究水平,却也表明了对楹联的重视程度。另外,针对其作品的研究方法也迅速更新,有对其文化意蕴的多重解读,也有对其审美内涵的各种阐释,甚而楹联英译问题的研究,也多以此为例证。反观西北地区,虽有慕寿褀、黄文中以及刘尔炘等楹联大家,兰州五泉山楹联群更是世所罕见,然而只在八十年代出现过一篇《从刘尔炘作五泉山楹联看理学的终结》,此后虽有《五泉山与五泉山人》这样的专著,但亦属普及性读物,并未对其楹联作品进行系统深入的探究,实在令人遗憾。
 
(五)分类楹联研究的多样化
相比于地区名胜楹联研究的不均匀而言,针对其各个类别的研究状况却较为平衡。虽然名胜楹联向以风景山水之类为主流,却也不妨碍论者对其他种类如祠堂牌坊、书院寺庙楹联的兴趣。研究者多以楹联为切入点,探析其审美意蕴及背后的文化渊源。
 
金文凯《三明宗祠楹联的文化透视》,便是以宗祠楹联为引,牵出其文化蕴涵,阐发其对于当今社会和谐与发展的重要意义。至于书院楹联,则有陶善耕的《河南古代书院楹联中的掌故和雅趣》,从书院楹联这个特殊角度切入,分析了一批河南古代书院的文化脉络与历史沿革;另有冯刚、田昀二人,亦从书院楹联的角度出发,探讨了中国古代书院的建筑审美取向。[27]其论亦别出心裁,不乏新意。针对道教楹联的研究,较有代表性的有何乃川、陈进国所作《泉州道教宫观楹联略观》,该文对泉州地区道教宫观楹联的思想内容进行分类阐释,几乎概括了现今所有道教楹联的类型;他者如黄少强所作《论道教宫观楹联中的和谐意蕴》,吴成国、胡伟所作《武当山道教对联所见养生智慧及其现代价值》也跳出了对道教楹联纯文学式的研究,而由一窥万,进入到文化的大范畴之中。佛教楹联的研究范式,亦与此相类,或由其联意中悟佛理禅机,或记述历史、感怀人生,或叙说佚事、领悟妙趣,虽未见得十分严密深刻,却也不拘一格,可自成一说。
 
总而言之,新世纪以来的名胜楹联研究,无论就其前所未有的研究范围,抑或其多种多样的研究方法而言,都可称得上全面繁盛。而且,随着当前高呼的复兴热潮,名胜楹联作为传统文化的典型样态之一,其创作与研究全面繁荣的局面势必还将持续下去。
 
 
结语--兼论西北名胜楹联的研究
通过以上考察,可以发现,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对名胜楹联的研究,其研究视野愈发扩大化,研究方法越趋多样化,研究成果也渐成体系化。然而,大多数研究,仍限于作品的本体,探讨其思想内容、修辞技巧、风格特色等,旧的研究方法已嫌陈旧,新的理论视角虽已介入,却还未充分运用。
 
不可否认的是,名胜楹联的研究,还远未充分展开。一方面,名胜楹联受地域文化影响很深。某一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决定了对此的关注程度,并影响着对楹联的研究。在新世纪以前,名胜楹联的研究对象主要集中在北方的京津地区及南方的江浙一带,极少涉及到中西部地区,遑论那些更加偏远的地方了。到新世纪之后,这种状况有了较大改观,越来越多的地方学者加入其中,不仅出版了一系列地方名胜楹联的作品集,而且针对这些作品的相关论述也不断增加,水平也相应有所提高。不过,综合对比可以发现,在名胜楹联研究的密集度以及研究水平上,仍是素以人文鼎盛著称的地方保持着绝对优势。
 
另一方面,以往对名胜楹联的研究,往往将其抽离了具体的语境,当作纯文本进行考察,与诗词研究几无二致。事实上,由于名胜楹联往往与地理空间、自然事物、文化环境相契相融,不可分割,或可联系其所在空间形态及景观属性、环境美蕴,结合观者的接受体验,运用相关理论,在未来拓展新的方向。目前我们已看到一些论述,惜乎多一带而过,未作深究。可以这样说,名胜楹联是深深地扎根于特定的自然地理以及社会人文土壤而开出的鲜花,将其简单地当作纯文本,加以对象化的审视,便如同将其连根拔起,无疑抹杀了通过品味它以及综合各种相关因素而获得的环境体验的丰富性。即使因文辞而赋予的这朵花的香气犹在,但由具体的空间及文化氛围而赋予它的其他特征,以及那种与整体环境交感共生的美妙和谐也荡然无存了。
 
基于以上所述,我们认为,在不远的未来,对名胜楹联的研究,或可采用更为新颖的方法,并相应地向西北地区倾斜,或可开辟崭新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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