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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家安:由岳民立先生新型楹联理论兼谈楹联学科体系建设
2017-11-23 19:38:49   来源:    评论:0 点击:

由岳民立先生新型楹联理论兼谈楹联学科体系建设甘肃 王家安岳老民立先生,是中国楹联学会顾问,是全国首个最佳楹联文化城市山西省运城市楹联文化工作的策划者、组织者,是河东联坛的擎旗手,是当之无愧的全国优

由岳民立先生新型楹联理论兼谈楹联学科体系建设
甘肃  王家安
 
岳老民立先生,是中国楹联学会顾问,是全国首个“最佳楹联文化城市”山西省运城市楹联文化工作的策划者、组织者,是河东联坛的擎旗手,是当之无愧的“全国优秀楹联活动家”。
 
2016年,运城市楹联学会会长杨振生先生,将岳老自新世纪以来关于楹联文化事业发展与团体建设的理论成果,汇集为50万字的《岳民立中国楹联新型理论开拓与实践》一书出版。这是继2007年12月,中国楹联界最高奖项--首届梁章钜奖颁奖时,就岳老关于“新型楹联理论”建设的突出贡献给予肯定后,又一次将岳老所代表的“新型楹联理论”成果进行了系统总结,是新时期楹联理论发展的一项重要成果。细读此书,不仅感佩于岳老近二十年来对于楹联文化事业的无私奉献、辛勤耕耘,感叹于运城市楹联学会所取得的一系列辉煌成就,也由衷欣慰于我国楹联文化事业发展至今,在楹联事业发展与团体建设方面,已经能从实践探索、经验积累,上升到经验总结、理论提升阶段,并且涌现出眼前这部成熟的创新理论成果。这对于今后,无论是楹联文化事业发展,还是楹联学科体系建设,都将意义重大。
 
诚如运城楹联人所总结的那样,包括“十六字”“三结合”“三提升”“四化”等一系列涉及楹联团体建设、楹联基地创建、楹联教育培训、楹联梯队打造、楹联文化宣传、楹联产业发展等方面的新型楹联理论成果,很多都是岳老借助自己多年党政工作丰富经验,善于从党和政府关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战略构想中,从基层楹联团体包括其他艺术团体、兄弟团体的生动实践中,扑捉灵感,发现新事物、新动态;吸收经验,提出新构想、新观点,并经过自己的深思熟虑,及时准确的提升到理论高度,在以运城为代表的地方楹联文化事业的广泛实践中,得以充分运用,使其发挥了良好的推进作用。近年来,享誉联坛的“联卷河东”的“运城楹联文化现象”,即是最好的体现。故而中国楹联学会连续两任会长孟繁锦、蒋有泉先生均赞许说,“运城楹联文化现象”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就是“岳民立现象”。他们称岳老是“联坛功力巨大、工作性能优良的'发动机',是躬耕楹联沃土的'劳动模范'。”蒋有泉先生更是说,这些新型楹联理论成果是岳老带着河东联人摸爬滚打出的经验之谈,“他的骄人名声和业绩,是他长期脚踏河东大地,扎扎实实干出来的,令人感动,令人钦佩。”(《岳民立与“河东楹联”》)
 
 
一、新型楹联理论的历史贡献
 
运城楹联人曾从五个方面,就新型楹联理论的主要内容加以概括:一是关于用“三结合”的新模式创办楹联组织的理论;二是关于以“三个提升”全面提高楹联文化影响力的理论;三是关于按照“十六字”方针和“四化”标准搞好楹联文化城乡创建活动的理论;四是关于用“三合一”的标准提高楹联创作质量的理论;五是关于用“三结合”、“两拓宽”的思路和“八有”标准开展楹联文化教育的理论(《我们对新型楹联文化理论的思考与实践》)。这是他们现阶段的理论性总结。
 
最早提出“新型楹联理论”,是在2007年12月10日,中国楹联界最高奖项--首届梁章钜奖的颁奖大会上,当时,岳老获此殊荣。中联会评审委员会对他的评语是:“运城楹联文化城市的创建、组织者,新型楹联文化理论的开拓者,尤其是促使楹联活动由民间行为向政府行为转变,由少数人向社会化转变,开创楹联文化发展崭新局面,受到全国楹联界瞩目。”这一评语富有远见,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为什么这么说?纵观我国楹联文化发展历程,尤其是在楹联理论研究方面,真正意义上的“理论”成果出现,最早也不过清人梁章钜《楹联丛话》的零星体现,晚晴民国以来,出现一些停留于技法、鉴赏层面的理论著作;直到改革开放以来,才有了相对模糊的“楹联学”概念。此时,1984年11月5日,我国历史上首个楹联团体--中国楹联学会宣告成立;这时,关于楹联事业发展和楹联团体建设的理论必然才要从“零”起步。在2014年中联会成立三十周年纪念会上,蒋有泉会长在讲话中提出,中联会的成立,“标志着我国楹联文化事业开始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而经过三十年来,“艰苦创业、积累经验,逐步前进,甚至经历了生死存的亡严重考验”,到如今,“在普及联律、楹联教育、学术研究、联墨双修、宣传出版、对外交流、事业发展、网络建设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令人振奋的业绩”。这自然会引人思索,为了今后更好地创新发展,楹联界应该认识到现在已经到了经验总结的关键时期。这就需要有一些通过经验、思考与实践,提升出的关于楹联事业发展和楹联团体建设的理论成果。这个方面的理论成果,区别于以往楹联理论注重“楹联”本位,进行楹联文辞、历史、人物、文献等方面的研究,这个楹联理论更是一个大概念,是以“楹联事业”为本位,围绕楹联文化事业的组织、开展等进行理论阐释,期根本遵旨是为了更好地指导具体楹联文化工作。相比于近年来,在“楹联”本位下,有关格律、鉴赏、联家、文献、联墨等方面理论研究的日益进步和成果的不断涌现,有关“楹联事业”的理论研究还基本在起步阶段。在这个时候,以岳老为代表的运城楹联人,提出一系列有关楹联事业发展和楹联团体建设的“新型楹联理论成果”,则具有开创性和代表性。即便这其中还有要进一步完善的地方,但其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和通过实践检验的理论成效,所具有的历史性贡献是毋庸置疑的。
 
 
二、关于楹联学科体系
 
近年来,通过与岳老的相识交往,通过对“新型楹联理论”的认知了解,也带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启示:即通常所谓“楹联学”的研究范畴,应该包括我们所熟知但又容易淡忘的楹联团体及其所从事的楹联文化事业。这理应是“楹联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好比在“党的理论”研究方面,既应重视“党”的思想、路线、历史方面的研究,也应重视“党”的组织建设的研究,因为他们同样是推动党的整体事业发展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由于历史上对楹联的诸多偏见,直到改革开放以来,才有了对“楹联学”一个相对模糊的概念。上世纪八十年代起,在常江、余德泉、陆伟廉、裴国昌等先生的提议和努力之下,楹联学与楹联学科体系构建之说在楹联界内部引发为一种思想自觉,并开始付诸实践。一些著作开始有了现代学术规范之下的“楹联学科体系”建设的初步想法。与此同时,在海峡对岸的台湾,经过近现代楹联文化发展的历史沉淀,一些台湾学者也开始考量“楹联学”的定义与范畴。1984年,台湾学者张铁君正式出版了自己的著作《楹联学与新联型创论》(1984年10月,台湾黎明文化公司出版),是目前已知的,首次在正式出版物从学术角度提出“楹联学”的概念;此后,台湾学者范叔寒所著《中国的对联》(1986年8月,台湾省政府新闻处编印)也就楹联学科体系分类及研究,阐述了己见。这个“不约而同”的1980年代,才算得上是现代楹联学科构建的历史“元年”。
 
但这三十多年来,对于“楹联学”的研究范畴及其学科体系的构建,也一直是围绕楹联文体本位开展,却疏忽了楹联事业这个新生领域。2016年4月,中国楹联学会在山东即墨主持召开以“对联学理论体系之建构”为主题的第九届全国楹联学术论坛。与会专家从不同角度,就楹联学理论体系建构问题进行了全面研讨。随后出版的一期《对联文化研究》杂志就会议论文集中刊发,成为当前研究楹联学科体系的最新重要资料。
 
楹联学硕士鲁晓川先生在其中一篇文章中指出,楹联学科的构建,从文艺学角度来说,应包括对联文学原理、文学史、文学批评以及美学等;从语言学角度来说,则主要是格律修辞;从文化学角度来说,则扩展到对联与汉字、民俗、宗教、教育、书法、民族文化心理以及非汉语汉字对联等关系的研究(《对联学术研究的角度、成果和当务之急》)。鲁晓川先生也坦言,何难以什么学科分类依据将其直接划分体系。实践中我们也经常会感触到,“楹联”作为中国故有的文学门类(或艺术门类),其混杂于文学、民俗学等学科之间的形态,让人很难用现在普遍适用的、西方学科体系划分的原理来“套用”在楹联之上。西安财经学院教授严海燕先生则例举说,根据教育部《学科门类、一级学科目录》,民俗学属于社会学科,对联则偏于人文学科。在学科设置上,相互并不关联,也存在矛盾(严海燕《对联学:一点关注,一些问题》)。笔者也注意到,在2006年5月20日,国家公布的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楹联”的入选,成为全国联坛关注的焦点。但大家忽视了一个十分重要的细节。在国家公布的名录中,入选的是“楹联习俗”,而并非文学属性更强的“楹联文学”、“楹联作品”或是“楹联文化”,并且将其归纳到“民俗类”,而不是此前习惯性归纳的“民间文学类”。也即是说,国家认为应当加以保护和传承的,是中华民族千百年来所具有广泛民间基础的,书写、粘贴、使用楹联的民间习俗,而不是文人们传世的楹联佳作,它是反映在婚丧寿喜各个方面的文化表现形式,是中国人所独有的文化表现形式,并不是一些付诸载体上的文学作品。笔者以为,国家这一归纳和定位是准确的,也是符合“非物质文化遗产”定义的。毫无疑问,民俗是文化形式,尽管它也需要物质的载体来体现,但本质是约定俗成的习性,是规定制式的习惯,是非物质的。因此,如中国楹联学会副会长刘太品先生所说,“很多时候,在谈到对联和楹联时,我们会感到,仅仅用'文体'的概念并不能完全函括它们全部的内容,比如我们说到楹联书法时,说到桃符偶句向红纸春联的演化时……这些内容,与”对联文体“基本上已经没有了什么关系,若想用一个词汇函括它们,那只能是'对联文化'”(刘太品《对联学与对联文化学》)。
 
他进一步说:“从最宏观的层面上来说,对联是一种文化现象,是中国传统文化大系统中的亚文化系统。对联上下联的文字内容只是这种文化现象中的核心的部分,这个核心部分与书法艺术、镌刻及材料技术、建筑艺术、园林艺术相融合,与民俗文化、宗教文化、商业文化、旅游文化相融合,从而构成了一套包罗万象的对联文化体系,利用文化学和民俗学的工具,就可以通过这种文化现象的研究从而建立一门称为'对联文化学'的学科来。”毫无疑问,楹联学科必须是文体学意义上的“楹联”以外的大概念框架。我们如果要找到一个相对合适的说法,笔者认为,目前以刘太品先生所提出的“对联文化学”(或“楹联文化学”)为统揽,应该更为合理。并且要强调,这是“在文化学、民俗学等框架下构建更为丰富的中国对联文化学”。
 
基于此,中国楹联学会将这一认识写进了《第九届全国楹联学术论坛纪要》当中:“与会专家学者建议,中国对联学所包含的分支学科应主要包括:对联学概论、对联发展史、对联格律学、对联修辞学、对联写作学、对联鉴赏学以及对联美学等;中国对联文化学的研究课题应主要包括:对联与民间文学(对联故事、谜语、诗钟等)、对联与民俗学(年节时令、庆吊及居家宅地等)、对联与艺术学(楹联书法、建筑园林等)、对联与教育(蒙学、对课及现代语文教学等)、对联与文献史料整理(联语联集、书目与版本等)、楹联的载体与制作(印刷、装裱、材质与镌刻等)、对联与媒体传播(报刊、广播电视及网络等)、对联与社会组织(楹联社团管理、联事活动组织等)。”这份纪要最终以中联会的名义刊发,也代表了当前楹联理论界相对认可的一个观点。在这份纪要中,再次明确提到了“对联与社会组织”这个楹联学科体系所囊括的一个重要分支。实质上,也是对“新型楹联理论”的一次认可和推介。笔者曾用“联律、联辞、联论、联史、联籍、联俗、联墨、联业”这八个词汇来概括楹联学科体系的基本分支,其中,“联业”即广义上的楹联文化事业,包括楹联事业发展和楹联团体建设等各个方面,亦是对“新型楹联理论”的支持和肯定。我们也相信,随着未来楹联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楹联事业发展和团体建设这个长期空白的研究领域将被进一步重视起来,并在岳老“新型楹联理论”的影响带动下,涌现出更多更为丰富的理论成果。
 
 
三、避免三个误区
 
在充分肯定“新型楹联理论”成果,认识到其应作为楹联学科体系构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同时,我们也应保持客观清醒地认识,避免三个容易产生的认识误区:
 
一是“新型楹联理论”不等同“楹联理论”。关于“新型楹联理论”的认识,应该是有关楹联事业发展和楹联团体建设的理论成果,是对楹联与社会组织的研究,并不是指整个楹联理论,不应将两者混淆。目前,笔者发现有些文章和个别观点中,将“新型楹联理论”与“新时期楹联理论”相混淆,甚至对等起来,这并不准确。前面已多次提到,“新型楹联理论”所谓之“新型”,是区别于以往围绕“楹联”本位展开的理论研究,如运城楹联人自己所说,这是“可供指导楹联文化事业建设、繁荣、发展的理论”(《我们对新型楹联文化理论的思考与实践》)。
 
二是“新型楹联理论”没有地域限制。“新型楹联理论”诞生于运城大地,是以岳老为代表的运城楹联人探索积累出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成果,但是,一方面它并不独属于运城,完全可供其他地方借鉴,这也是运城人将其总结为理论成果的初衷和胸怀;另一方面,除运城以外,其他地区楹联事业发展的生动实践,如果能总结为行之有效的经验成果,也应该属于当代“新型楹联理论”的组成部分。这一点,运城楹联人也坦言,“新型楹联理论是在楹联文化事业蓬勃发展新形势下应运而生的,运城市楹联学会在这方面作了一些探索,但这绝不是我们运城的专利,也并非从运城开始。其实,全国各地不少楹联组织均比运城市学会成立的早,特别是1984年中国楹联学会的成立,为了使楹联文化事业得以发展,各地都在探索新的途径,新型楹联文化理论随着工作的开展便已萌芽。一些成立较早,工作又卓有成效的地方学会,如湖北省、湖南省、辽宁省朝阳市、江西省南昌市等地,他们在实践新型楹联文化理论上,已经有了成绩,我们可以翻阅一下早期出版的《中国楹联报》、《对联》杂志及出刊早的不少地方楹联组织的联报联刊,已有不少这方面的论文,只不过是'出生早,起名晚'而已”(《我们对新型楹联文化理论的思考与实践》)。这是运城楹联人的虚怀若谷和清醒认识。笔者在新近出版的《舟曲楹联文化纪事》一书中也指出,甘肃舟曲在发展楹联文化事业的进程中,总结提炼出许多宝贵的经验,我们将其称为“舟曲经验”,并也反复倡议,要进一步发掘和弘扬好“舟曲经验”,使之成为当下“新型楹联理论”一个具有代表性的生动具体的实践案例。
 
三是“新型楹联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成果。“新型楹联理论”同楹联文化事业紧密相关,它这不是静止的、一尘不变的,必然是发展着的理论成果。对于已经熟练运作的诸如征联、联教和基地创建等楹联事业,因为十足的实践经验,我们取得了理论成果,并且能相对稳定的指导一时期的楹联事业发展;但还有些是并不完善的,例如,对于网络楹联发展的认识,二十年前无从谈起,十年前有了基本思路,今天再来谈,认识才有所不同;再比如,对于楹联文化产业,以及最近备受关注的“人工智能楹联”,目前尚处于探索阶段,还无法谈论是否有了可供借鉴的经验,是否取得了理论成果。因为“新型楹联理论”说到底都是“经验之谈”,是在探索中不断取得的成绩与过失。这让人回想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构建,不也是在百年来的探索与实践中,不断修订完善的吗?我们再看岳老自身在“新型楹联理论”发展中所做的工作,从十几年前提出的楹联文化创建“十六字方针”,再到最新他提出“河东流派”梯队传承、把运城建成楹联文化传承发展示范区等,事业均因时而变,观点也常变常新,这也是岳老“新型楹联理论”的一个显著特征,和他本人不因年龄增加而思想固化、僵化的一个可贵品质。
 
可以说,在整个楹联学科体系中,有关楹联事业发展与楹联团体建设的“新型楹联理论”,是“变数最大”,最需要与实践紧密结合的理论课题。它需要不断与中国楹联文化事业相结合,符合当代楹联文化事业“伟大进程”并深受其影响,它亦不是个人的理论成果,是属于这个时代,属于全体楹联人的辛劳和汗水;而当代优秀楹联活动家岳民立先生,正是这其中最优秀的代表人物之一。
 
 
王家安,1987年生于甘肃天水。全国联坛十秀之一,甘肃省楹联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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