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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太品:对联文体与修辞(上)
2017-10-23 08:39:02   来源:    评论:0 点击:

今天要讲的题目是对联文体与修辞,在开场之前,先讲个小故事:大家知道在2007到2008年前后,中国楹联学会主持制订了一个规范对联形式要求的文件,叫《联律通则》,在梳理历代联家关于对联格律的要求,并形成试行

今天要讲的题目是“对联文体与修辞”,在开场之前,先讲个小故事:

大家知道在2007到2008年前后,中国楹联学会主持制订了一个规范对联形式要求的文件,叫《联律通则》,在梳理历代联家关于对联格律的要求,并形成“试行稿”和“修订稿”的过程中,在网上也引发了很热烈的讨论和争鸣。在那之前,联界多数人是以“诗律”来代“联律”的,而影响最大的诗词格律的整理者是语法学泰斗王力先生,所以那时几乎所有的讨论者所使用的学术工具都是语法学,给人的印象是对联文体从格律要求到具体写作,都是一个语法学的问题。某一天,在一个热烈讨论的帖子里,忽然有人冒出来一句:“对偶,应该是个修辞学问题呀?”一时间讨论冷了场,然后有人以极其惊讶的口吻回复:“对偶怎么会是修辞学的问题呢?你说的是天方夜谭吧?”

通过这场讨论,对联文体的本来面目得到了恢复:事实上,对联文体从格律要求到创作全过程,确实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修辞学命题,选择语法学工具来探讨对联,如同用钳子来拧螺丝帽一样,不仅很难拧开,反而还会把螺丝帽上的棱角磨掉,也就是说,从语法学角度来研究对联格律和创作,不仅帮不上多大的忙,反而会添很多的乱。

从对联的格律要求说,从讲求对偶到讲求声律,都可以用特定的修辞格来表示。从对联写作来说,大到谋篇,小到炼字,从各种文字技巧的运用,再到语言风格的选择,基本上都是修辞学研究的课题。对联的创作过程,自始至终伴随着从字到词再到句子和篇章各个层次上的修辞活动。几乎所有的修辞方法均可以在对联文体中得到应用,通过修辞,可以使对联内容的表达准确、鲜明、生动形象,可以使对联的语言精炼、简明、趣味横生,以动人心弦的艺术魅力启迪和感动读者。可以说,修辞学才是对联文体的根系所在。

“修辞”的本义即修饰言论,也就是在使用语言的过程中,利用多种语言手段以收到尽可能好的表达效果的一种语言活动。直白地说,修辞就是假定你已经有了一个完整的主题思想的前提下,怎么把话说得更好、把意思表达得最充分。

修辞学则是研究修辞的一门学科,主要研究的是辞格(即通常所说的修辞方法)、言语修辞活动(主要与语境、语体有关)、言语风格等。最早的修辞学是由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发展起来。这里的“修辞学”更适合称为“修辞术”,主要指“演说的技术”或者说“说服的技巧”。在经历了从古典修辞学到现代修辞学的发展之后,已经发展成为一门成熟的学科。

汉语中最早的“修辞”一词出现在《易经》:“修辞立其诚”,是修饰文辞的意思。汉语修辞的历史差不多等同于汉语的历史,但对于修辞的研究——即在修辞学方面,虽然有宋代陈骙《文则》这样的著述问世,但总体上只停留在文学批评的范畴内,没有形成完善的理论体系。西方修辞学被介绍到我国是在二十世纪初期,直到1932年陈望道出版《修辞学发凡》,才创立了中国第一个科学的修辞学体系。

汉字是形、音、义合一的方块文字,汉语的语素以单音节的为主,词以单音节的和双音节的占据压倒多数,这一特点使得汉语非常容易组合成音节数目相同而结构上平行的语句,这种修辞方式,即我们所谓的“对偶”。大量运用整齐对称的语言结构是汉语修辞的特色之一。

对偶也叫骈偶、丽辞和对仗,一般是指运用字数相等、结构相同或相似的一对词组或句子,来表达相似、相连或相对内容的一种修辞方式。《诗经》中就有大量对偶的句子,先秦诸子散文甚至于史传中也夹杂着不少。到了汉赋兴起,对偶修辞开始在文章中集中大量使用,这甚至影响到其他文章体裁,如有人曾统计《史记》130篇,共出现对偶句4201处。魏晋南北朝时期甚至产生了一种全篇整齐、对偶押韵的文体──骈体文,并成为那个时代的主流文体。到了唐代,出现了中两联必须使用对仗的律诗,并成为当时及之后诗人最常用的体裁。不仅如此,对偶更被歌谣谚语、歌诀蒙书、公文判词等等文学文体及实用文体所广泛使用,在文学创作和生活实际中大量使用整齐、对偶的语言以达到特定目的的修辞手段,这一现象在别的语言和社会中极为少见。

陈望道说:“(对偶)这种辞格曾经有过畸形的发达的时期。”唐刘知几曾讥讽过在写作史书时过度使用骈偶的情况:“大抵编字不只,捶句皆双,修短取均,奇偶相配。故应以一言蔽之者,辄足为二言;应以三句成文者,必分为四句。”他是站在“辞达而已”以及“文以载道”的角度来反对六朝以来的骈偶之风。但不论是从我们民族的哲学思想和审美心理来说,还是从汉字的具体特点来说,中国人太热爱太需要对偶了,于是,通篇对偶的骈文与不对偶的散文形成势均力敌之态,中两联必须对仗的律诗与不强求对偶的古诗形成分庭抗礼之势,本是普普通通的几十种辞格之一的对偶,竟然过度发达到占据修辞半壁江山的“一格独大”。不仅如此,骈体文与律诗的定型,也使对偶超越了单纯的修辞范畴,而进入了“文体要素之一”的更高层面。

由于对偶在各类文体中的广泛运用,特别是对仗在律诗中的集中运用,使得对偶辞格内部变化出无数法门,与之相对应的是不少唐人开始了对于对偶格的研究和分类工作。刘勰是修辞学史上第一个对对偶格起名并进行详细分析的人,《文心雕龙·丽辞》:“丽辞之体,凡有四对;言对为易,事对为难,反对为优,正对为劣。”唐人站在刘勰工作的基础之上,进行了更详尽更精细的分析,如:

僧皎然《诗议》:“诗对有六格:一曰的名对。二曰双拟对。三曰隔句对。四曰联绵对。五曰互成对。六曰异类对。”“诗有八种对:一曰邻近。二曰交络。三曰当句。四曰含境。五曰背体。六曰偏对。七曰假对。八曰双虚实对。”

李峤《评诗格》:“诗有九对:一曰切对。二曰切侧对。三曰字对。四曰字侧对。五曰声对。六曰双声对。七曰双声侧对。八曰叠韵对。九曰叠韵侧对。”

王昌龄《诗格》: “一曰势对。二曰疏对。三曰意对。四曰句对。五曰偏对。”

日僧遍照金刚《文镜秘府论》更是详细总结了“二十九种对”:一曰,的名对;(亦名正名对,亦名正对)。二曰,隔句对;三曰,双拟对;四曰,联绵对;五曰,互成对;六曰,异类对;七曰,赋体对;八曰,双声对;九曰,叠韵对;十曰,回文对;十一曰,意对。十二曰,平对;十三曰,奇对;十四曰,同对;十五曰,字对;十六曰,声对;十七曰,侧对。十八曰,邻近对;十九曰,交络对;廿曰,当句对;廿一曰,含境对;廿二曰,背体对;廿三曰,偏对;廿四曰,双虚实对;廿五曰,假对。廿六曰,切侧对;廿七曰,双声侧对;廿八曰,叠韵侧对。廿九曰,总不对对。

到宋元时期,宋词元曲的创作实践使得对偶辞格演化出更加繁复的变化形式,以适应于词曲这些新的文体形式的需要。如:周德清《作词十法》概括出“扇面对”这一对偶格,之后元人散曲对这一对偶格进行了全方位的拓宽。明代王世贞《曲藻》亦有“对偶,有扇面对、重叠对、救尾对”之说。

明代朱权《太和正音谱》也总结了适于元曲的各类“对式”:

“合璧对(两句对者是。)连璧对(四句对者是。)鼎足对(三句对者是。俗呼为“三枪”。)联珠对(句多相对者是。)隔句对(长短句对者是。)鸾凤和鸣对(首尾相对。如《叨叨令》所对者是也。)燕逐飞花对(三句对作一句者是。)叠句(重用两句者是,如《昼夜乐》“停骖停骖”是也。)叠字(重叠字者是也,《醉春风》第四句是。)”

古人对于对偶辞格的概括总结,虽然有细致详尽之处,但总体而言却是纷繁杂乱的,只有在现代修辞学理论体系建立之后,对偶辞格的研究才真正趋于科学化和条理化。陈望道《修辞学发凡》把对偶列为积极修辞中章句上的辞格,他指出:“对偶所以成立,在形式方面实是普通美学上的所谓对称。”

作为当代对偶辞格研究的最新成果,暨南大学朱承平教授在搜集了374个传统偶格的基础上,总结出成系统的对偶辞格99种,著成《对偶辞格》一书,此书对于我们系统了解对偶辞格有着很大的帮助。但此书主要基于诗词对偶的实践来立论,若能以此为基础,接合对联的文体特点与创作实践,进一步总结完善,即可以得出对联修辞学意义上的对偶辞格体系。

通过以上梳理,我们可以大致明晰对偶辞格发展演化的历史,以及前人对偶辞格的研究史。正像我们前面所说的,骈体文与律诗的定型,使对偶超越了单纯的修辞范畴,而进入了“文体要素之一”的更高层次,但对偶修辞还沿着这个方向继续发展,最后终于形成了作为“唯一的文体要素”的独立的文体——对联。对偶修辞在文体学意义上的这个终极的提升,竟然一直未被当代修辞学研究者所关注,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盲点和遗憾。

为什么这样说呢?是因为各种修辞手法的形成、发展和完善,是与特定的文体的发展密切相关的。对联文体唯一的格律要求就是对偶,这使得很多的对偶辞格在对联文体中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其次,由于谐巧类对联的发展,使得像拆字、谐音、嵌字、集句等修辞格得到了极大的丰富。所以说,对联修辞学这块尚未被开垦的“处女地”上,还是大有文章可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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